民间金融改革不能成为变味的改革

　　田立

　　早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之初，就有人大胆预计尘封于暗箱多年的民间融资将会逐步合法化，并乐观地预计以中小企业为主流的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将得到很大改善。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种乐观的预期始终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时间问题，各方莫衷一是。依笔者愚见，民间融资合法化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制度安排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得到市场认可的市场问题。

　　由于此轮金融改革试点是由温州民间融资问题所引发，因而人们很自然地就想到改革的重点在于民间融资合法化。然而，当央行工作组在温州实际调研时却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央行工作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惜投”问题，原本以为，适当放松民间借贷管制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涌向一直被融资难困扰的中小企业，但调查的结果却是，真正拥有资本的“民间资本家”对于向这些企业贷款并无兴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海外投资渠道的打通问题。

　　据央行工作组透露的信息，温州民间资本最感兴趣的是放松海外投资的管制，最主要的是额度管制。也就是说，温州的民间资本不仅有向外投资的需求，而且需求量还很大。这让一些市场人士很是困惑：国内资金市场需求这么大你不投，何必舍近求远直扑资金需求并不如国内大的海外市场呢？于是，一些人考虑是不是我们的民间借贷制度安排还不适应市场需求，于是就有了关于如何“进一步大胆放松民间借贷管制”的种种探讨。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再典型不过的“南辕北辙”了。

　　我始终坚信，资金的流向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而是投资者预期回报和相应风险的均衡。一旦后面这个均衡达到了，你想抑制投资者的热情都很难。反过来，当他觉得自己的这种均衡无法得到满足时，任凭你怎么鼓动他，投资者也不会心动。一个例子就是商业银行的“惜贷”问题，商行惜贷不是它不想贷款，而是它所承担的风险得不到足额回报时的次优选择。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些经济个体的融资难问题一股脑地算在商业银行的头上，这是科学，不是感情。只可惜，这样的观点在一片“正义的”骂声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最终被遗弃在角落中。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科学就是科学，央行调研工作组的报告清晰地告诉我们：资金的流向不是跟着感情走的，而是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在运行。温州民间资本之所以对海外市场高看一眼，无外乎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预期回报与相应风险的均衡更理想。这个相对比较浅显；另一个，则与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有关，这一点稍微晦涩一些。

　　从资本市场的基本职能来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资产交易的经济意义。这就要求资产交易过程中以资源支配权为核心的产权交易必须合理顺畅，以股票市场为例，基本的退市制度和产权转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有两个弊端：一是缺少起码的市场约束机制，投资更像是赌博；二是即便市值下降，上市公司也不会失去对资源的占有，这不仅使价值失去意义，也使得价值受效率拖累而无法实现增长。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市场上，投资者的积极性不仅受到制约，甚至受到排斥。于是，要求新的投资环境的激励就会随之产生。

　　刚才描述的这种情况恰好就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投资环境——股市的基本特征，也是民间资本追逐更合理的投资环境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温州民间资本“惜投”现象实际上就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矛盾的集中反映。不尽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盲目强调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不仅是一相情愿的幻想，甚至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

　　有人担心，如果此次温州民间金融改革试点真的只能解决富人的投资问题，而不能解决作为当前经济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的话，那岂不是“变味的改革”吗？也就是说，我们本指望引导资本家的资金来救活实业家，可结果却是资本家的资金“逃”得更远，实业家的资金缺口仍然敞开，这样的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不然，任何一项经济改革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建立一套能够合理运行的机制，而不是推一下走一步的玩偶。就像要真正救活一个病人，关键是帮助他建立起自我造血的机制，而不是离开输血就会死亡的治疗方案。对于当下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不能单纯依靠强行引导资金前来输血救命，而是要在建立健康的投资环境下，让资金自觉流向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中小企业倒下，但换来的是更多能够得到市场认可的、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进而真正推动整个经济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