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星：不能以外资银行份额质疑金融监管环境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王兆星

　　银行业作为社会信用的中介，具有媒介储蓄与投资、经营和管理风险的功能，具有较高的杠杆性、社会性和敏感性，因而成为受到较多管制的行业；银行业是否应对外资开放及开放的程度，也成为比较敏感和具有争议的话题。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已成为一国经济整体对外开放政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已经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中、外资银行在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分享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硕成果，资产和盈利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从另外的角度观察，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占中国整体银行业资产总额的份额却没有明显的增长，在有的时间段还出现了下降。据统计，2001年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占比为1.82%，到2011年其资产份额占比为1.93%，即在过去10年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份额仅增长0.11个百分点，甚至比国际金融危机前所达到的2.38%峰值还下降了0.45个百分点。显然，不论在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这一份额比例都是较低的。于是，有人借此质疑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良好发展，质疑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与监管环境，认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和歧视，没有真正获得国民待遇。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看来很有必要进行一些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首先，不能以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否定其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应该看到，近些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外资银行在华的法人机构数量和分支机构数量都有了快速增长。截至2011年末，已有48个国家和地区的98家银行在我国设立了营业性机构，其中，在华外资银行法人数量已经达到39家，而10年前只有13家；在华外资银行的营业网点数量已经达到782家，而在10年之前只有190家。与此同时，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和地域都在不断扩大，目前全国仅有4个省区没有外资银行机构，其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外币和人民币业务、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和盈利都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其资产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9%，利润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应该说，不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这都是一份很不错的成绩单，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势头很好。

　　在外资银行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市场份额却较低，甚至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银行业特别是中资银行的资产规模有了更迅速的扩大，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贷款投放增加较多，其中包括投放到地方政府平台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的贷款大幅度增加，而外资银行投入到这些领域的贷款却较少。

　　其次，不能以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质疑其在中国的市场战略定位和差异化发展道路。作为在中国经营的外资银行，需要了解熟悉中国当地的市场、客户、法规及风险，需要加快本地化进程，但又不应该完全本地化，以防止形成完全同质化的竞争，而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市场定位、客户定位、业务定位、特色定位和竞争优势定位，坚持先进的、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理念与实践，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实践来看，大部分在华外资银行坚持了审慎、稳健经营和差异、特色发展的道路，不盲目竞争，不违规竞争，不搞同质化竞争，不追逐大项目大客户，不放松授信标准，保持了良好的资产质量。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在华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比率一直都控制在1%以下，同时保持了较充足的流动性、资产损失准备和资本准备。外资银行在贸易融资、跨国企业融资、高端客户理财等领域，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实现了健康、差异发展。当然，由于存在着文化、理念、市场定位、授信标准、业务流程及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外资银行仍然存在着水土不服和在当地认知度较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户与业务扩展，制约了外资银行的业务发展速度。

　　再次，不能仅以外资银行法人及分支机构的资产，判断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全部市场份额。全面衡量在华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除考虑当地法人、外国分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资产份额外，还应该考虑其对中资银行的股权投资份额。为促进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10多年中，我国银行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不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及外国银行分行，而且还允许境外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了109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投资总额达到400多亿美元。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外资金融机构持有的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股权占比达到7%左右。金融危机后，受境外母行财务状况和资本补充压力拖累，外资金融机构持有的中资金融机构股权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有回升的势头和空间。

　　最后，不能以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质疑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和金融监管环境。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进一步提升，已经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到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银行业已经成为这一进程的最好例证和窗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特别是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已经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全面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非审慎性限制，包括客户对象、经营地域、业务范围、业务币种、机构数量等，所实施监管标准已经与中资银行完全统一，外资银行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国民待遇。监管法规的透明度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去年有关方面组织的一次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外资银行经营环境变化的问卷调查中，外资银行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环境和监管环境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与认可。

　　在过去10多年中，外资银行纷纷建立中国当地法人银行，或者将原有的分行转制为当地法人银行，纷纷设立中国管理总部，并不断增加在中国机构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积极扩展机构网点和招聘员工，充分反映了外资银行对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对中国市场巨大发展潜力的乐观预期。

　　然而，外资银行也有其经营管理的特殊性、风险差异性和跨国传染性，因此有必要实行分类差异性监管，但这不同于监管标准规则的差别，更不属于歧视性待遇。尽管外资银行属地化、本土化是主要趋势，监管标准与规则的国际化、统一化是主导潮流，但由于外资银行在股权控制关系、资产负债结构、客户群体、风险管控模式、业务标准及流程，以及管理理念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面临着与当地中资银行不完全相同的金融风险，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国别风险、跨境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差异性。这就要求东道国监管当局针对其风险的特殊性，实施差异性监管，同时要加强与其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沟通和密切合作，以有效防范风险产生和传染。

　　总之，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政策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对促进中资银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和金融创新，提升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实现了中、外资银行的互利双赢。在开放中，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不是削弱了，而是明显增强了；中国银行体系的安全度不是下降了，而是明显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和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不是减弱了，而是明显加强了。我们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毫不动摇地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