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财政透明度是政府的责任

　　梁发芾

　　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完成的2012年各省份财政透明度报告即将出炉，今年报告显示，按百分制计算，无一省份得分超过50分，最高的省份湖北省也只有45.2分。从总体上看，省级财政信息透明度比前一年有进步，平均分也提升了，但也只有25分左右。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透明度》的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政府及时、系统地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予以充分披露，这些信息包括用于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的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等。

　　一般认为，政府财政透明度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重要性。从经济上来说，高财政透明度，可以维持市场信心，吸引资本流入，为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提供良好条件，将会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新西兰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为克服危机，政府相继引入了一系列旨在增加财政透明度的制度创新，在短短几年里迅速扭转了财政和经济颓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85年末期高达9%的财政赤字比率（远超警戒线水平），转为1994年3%的财政盈余比率，公共支出的比率稳步下降；总的公共债务急剧减少；更重要的是，1992～1994年的每一年中，新西兰的政府体制在22个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都是最有效率的。相比之下，中国却提供了一个负面的案例：由于财政透明度极低，中国的平均资本成本比新加坡和美国都要高出13%，比俄罗斯也要高出12%。

　　从政治角度来说，财政透明更是政府向人民所负的政治和伦理责任。政府是受人民委托进行公共治理的组织，向委托人公开一切信息，包括公共财政信息，是受托管理的政府的责任所在，是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毋庸置疑的政治权利。只有不断提高财政透明度，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进而满足公众监督权监督权。一个被享有充分知情权因而可以更方便地行使监督权的社会公众密切监督的政府，才可能是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一个实行秘密财政，拒人民与千里之外的政府，也极有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腐败的政府。

　　中国财政透明度在世界的排名极低。在国际组织（IMF）规定的政府透明度最低标准的27项指标中，中国符合标准的仅有1项，部分符合的10项，其他16项都不符合；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几年前发布的财政不透明指数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在被调查的35个国家中，属于透明度最低的国家，不透明指数高达87，而新加坡却只有29。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完成的2012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部门预算在中国至少应有14张表，但目前几乎所有部委都只公布了“收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两张表。无论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还是按照国内的调查分析，中国财政透明度还处于极为低等的状况，乏善可陈。

　　中国社会严重的贪污腐败和财政低效等问题，与财政透明度极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政府行政经费远超国际平均水平，“三公”支出数额极其巨大，财政资金兴建豪华楼堂馆所蔚然成风，高级官员贪腐胃口越来越大，贪腐纪录屡被刷新。这等等天怒人怨的腐败和浪费行为，都是在政府财政缺少透明度，社会公众无从监督制约政府及其官员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防止贪污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将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信息，统统放到阳光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制约。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