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考取决于政府对利益的取舍

　　邓聿文

　　持续的经济下滑压力使国家不得不强化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把稳增长重新放在政府工作的最重要位置。而负有投资和项目审批职能的国家发改委也于近期“开闸放水”，加快了项目的审批进度。据报道，仅5月21日一天，发改委就审批了100多个项目。国家对投资需求的放行，以及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热盼，令外界倍觉担忧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发起新一 轮旨在确保经济增长的所谓“4万亿2.0版”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发改委对此已明确否认。

　　客观地看，面对外部需求的持续恶化，内部消费又难当大任的情况下，为免使经济陷入突然减速，强化投资需求有其必要。过去的30余年，中国一直是个投资驱动的经济体，投资在经济总需求中，最高时占到近一半的份额。中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但这里的内需只能是消费。而消费的增长跟收入增长及分配有关，也与国家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关；同时，还与改革的预期有关。当前两者进展缓慢，而人们的改革预期又不好时，要提振消费，短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虽有国家对消费的补贴和刺激，但消费效果并不显著的原因所在。此种形势下，尽管再次启动政府投资会也许会带来严重后果，但所谓“两权相害取其轻”，对一个将政府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的政府而言，其理性的选择也就只能加大投资力度，因为短期内已别无其他政策工具可选。

　　从前4月的经济走势看，确难言乐观。按照一季度8.1%的增长率，对应的工业增速应是11.6%，而4月份工业增长率只有9.3%，假如五六月继续这样的速度，二季度GDP增长率肯定在8%以下。但从5月已公布的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创新低，以及新增贷款数量走低的预期看，五六两月的工业增速继续降低是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延续疲弱态势除了政治上的含义，还会造成现实的财政减收、就业紧张等压力，从而制约政府解决一些紧迫社会问题的能力，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就极可能因财力不济而延缓。

　　所以，政府动用投资工具可以理解为多方权衡、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尽管有其苦衷，然而，毕竟上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所导致的通胀及不良贷款上升等后遗症还在遗患当前，因而，人们也有理由警惕和批评这种由强化投资而带来的投资冲动。原因还在于，如果政府出于短期的增长压力——尽管这种压力非常大——而放任投资，将会导致政府此前孜孜以求的为促进经济转型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前功尽弃，并伤害到长期的结构改革。

　　对中国来说，长期的经济转型与结构改革比短期的保增长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今日之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的话语权，是人民普遍的幸福生活，而这是过去“求量不求质”的发展方式不可能得到的。而经济转型，从需求的角度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从内需中的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这两个导向的转变，既需要政府的自觉，也需要一些条件去推动。欧美债务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转型的外力，但能否倒逼转型升级，关键看政府对此问题的认识程度及由此而能否放弃自身部分利益。

　　当然，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产业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目前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中上游。坦率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有相当多的产业位列全球产业链底端。此种状况是不可能赢得长期的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的。无疑，需要通过长期的结构和体制改革改变之。很大程度上，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效率的提升、机制的转换，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是企业市场竞争的结果。政府对此可以施加影响，创造条件和环境，但关键还是靠企业自身。而实践证明，私营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及劳动生产率比国有企业要强。所以，政府应做的，是通过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进入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通过大企业和龙头企业带动辐射中小微企业，充分释放民间创业蕴含的巨大活力与创造力，并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掌握更多先进技术，从提高零部件制造水平起步，全面提高中国的装备制造水平，并产生一批有创新能力、引领行业标准的高科技企业。

　　好消息是，最近国家部委，陆续发布了落实民间投资36条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民间投资进入包括金融在内的垄断行业和新兴产业的领域，比过去要多，民营企业在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参与度有所提高。另外，从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投资项目来看，虽然多数仍集中于钢铁、基建等领域，但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水利发电等在内的清洁能源项目占有了一定份额，而清洁能源领域极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抢占产业制高点、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点所在。

　　坏消息是，对于促进消费有着直接作用的收入分配改革在此次政府的刺激计划中未见动静。此前有报道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人们希望这是国家基于事情的轻重缓急而做出的统筹安排，不是收入分配改革被边缘化，否则，方案迟迟不出台，不但会恶化业已危险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剧民众的被剥夺感，且将直接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中国经济转型的最终成功。因为，没有收入分配的持续改善而带来的消费效应，只重投资能为经济发展打下一个健康基础的。在经济处于下滑轨道时，投资固可缓解经济下降速度，为经济企稳“筑底”，但它不可能打造经济健康向上的基础。所以，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稳增长还需要和收入分配改革结合起来，尽快出台有关改革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