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集团行政总裁冼博德解读欧债危机，警示银行业勿深陷其中

　　王芳艳 储芸

　　一位简朴的英国绅士或“大学老师”，这是本报记者初见渣打集团行政总裁冼博德（Peter Sands）时的第一印象。

　　接受采访时，他直爽但不失之深思熟虑，很少直接给出答案。当记者问他最近读什么书时，他颇细心地打开iphone，搜出了诺奖得主Kahneman撰写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冼博德介绍这是本关于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读得很愉快的书”。

　　两轮金融危机，渣打银行以受波及较小而受到广泛关注。冼博德交给股东及客户的成绩单是，渣打盈利连创9年新高，并成为唯一一家被三大评级机构调高评级的国际银行。

　　于冼博德而言，他更愿意将这种“幸运”归结为战略的选择。尽管总部设在英国，但渣打银行自成立之初就具有亚洲血统。近两年，渣打始终推行重点关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内生增长优于并购的战略。

　　2011年年报显示，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印度及其他亚太地区贡献了约70%的业务收入，非洲大约8%，中东等地为13%，而美洲、英国及欧洲仅为10%。

　　“在一些机构中，战略只是高管层或CEO挂在嘴上的谈资，而员工并没有按照战略执行。但渣打银行的战略十分清晰并且一以贯之。”这位曾在麦肯锡历炼过的银行家，言必称战略二字。

　　然而，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新兴市场经济亦出现放缓迹象，主打新兴市场的渣打银行能否保持既有的增长速度？面对本地银行的激烈竞争，作为外来者是否将沦为“被扒掉牙齿的狼”？日前，冼博德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欧债危机之惑：银行业深陷其中

　　《21世纪》：你对欧债危机未来演变趋势怎么判断？渣打有没有遭受损失？

　　冼博德：欧债危机现在形势十分严峻，直接风险是希腊可能会退出欧元区。希腊下次选举将在6月17日进行，这次选举至关重要。问题还不仅停留在希腊，其他南欧国家也都面临较大挑战——如何在紧缩财政政策下实现经济增长。

　　欧债危机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欧元区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欧元区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行业深陷其中，但对渣打银行没有直接影响，我们对欧洲的主权债务没有直接风险暴露。但这也不意味着渣打可以固步自封因为欧元区面临的动荡局势和很多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复苏的信心造成冲击。

　　《21世纪》：在此前的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免，是因为渣打主要布局在新兴市场，现在新兴市场也出现问题，渣打将如何应对？比如前五年，渣打的ROE增长很好，未来五年还能保持高增长吗？

　　冼博德：从2006年底到2011年底这五年中，渣打的贷款总额上升91%，利润上升了113%。您刚提到的新兴经济体问题本质有所转变，新兴经济体遇到了很多挑战，包括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放缓了经济增长步伐，但我相信渣打还是能保持增速。

　　例如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仍能保持7.5%—8.5%的增长率。目前渣打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非常微小，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欧元区银行面临挑战，一定程度上要去杠杆化，收缩国际业务，这也为渣打提供了获取市场份额的机遇。

　　之前因为核心资本增加（翻了一番），渣打的ROE的确出现小幅下降，但目前仍旧处于较好水平。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你是位言必称“战略”的CEO，那么渣打今年将主要推行哪些战略？

　　冼博德：渣打一直在关注市场的变化，基于全球经济局势的演变来做微调。一方面，我们在评估欧元区危机的影响，从而保护银行不受危机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寻求危机给银行带来的机遇。

　　还有一方面则是所有银行都面临的挑战——目前，全球监管体系正在调整，新的监管措施频频出台。作为一家在70多个国家和市场开展业务的国际性银行，渣打要适应多地监管政策的调整，评估新的监管变化给银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另外，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永远是我作为CEO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1世纪》：贷存比是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管理的一个很重要指标，在全球市场中，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冼博德：贷存比确实是中国监管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大多数西方银行的贷存比超过100%，银行资金来源并非主要来自存款，而是来自机构（同业拆借、发债等）。渣打银行在西方银行中比较独特，渣打集团全球贷存比在76%的水平，即资金来源大部分以存款为主。

　　在过去数年中，渣打能够抵御住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一方面流动性指标十分健康，贷存比非常低；另外资本方面，渣打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11.8%，比较高。

　　正因如此，危机以来，渣打成为唯一一家获得三大评级机构调高评级的国际银行。

　　面对CDO、CDS诱惑时：以简单制胜

　　《21世纪》：银行业都在议论，像汇丰这样的巨型金融机构从去年开始宣布退出某些市场，并裁员，渣打是否也会加大或减少对某些市场的投入？

　　冼博德：尽管局势瞬息万变，但不要以为我们将随之对策略做出重大改变。我们将保持战略的基本原则不变，还是重点关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我们的战略是深化和客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产品或某一笔交易。在增长模式方面还是主要寻求内生增长，如有合适时机，并购、收购也会考虑，但并购是我们内生增长的补充，而不是以其为主。我们会坚持这个行之有效的战略。

　　《21世纪》：表面看，渣打避免了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焦点是你们的“分散”战略，采取这个战略真的是有聪明的预见性吗？

　　冼博德：历史造就渣打一个独特的本质——一直关注亚、非、中东地区。从银行建立伊始，我们就确实有亚洲血统。在1858年，最早的两家分行就是建立在中国的上海和

　　印度的加尔各答，甚至比在伦敦设立机构还要早。我们在英国从来没有较大的业务。

　　对于金融危机，我们不能提前预知，但当时我们确实预感到情势好得让人无法相信，市场表面上的欣欣向荣肯定蕴藏了一些危机。所以在2006、2007年，市场较为乐观的背景下，渣打保持着高度谨慎。

　　能够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渣打能够严守自己的战略并且严格执行。在一些机构中，战略只是高管层或CEO挂在嘴上的谈资，而员工并没有按照战略执行。但渣打银行的战略十分清晰并且一以贯之。

　　《21世纪》：一些评论说，渣打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冲击是因为高风险产品做得不多，例如CDO、CDS，当时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这些高收益产品是及时清仓，还是开始就不打算卖？

　　冼博德：我们对CDO、CDS这类结构复杂的产品的风险暴露一直十分有限。实际上，渣打的战略是以简单制胜——要深入了解和客户的关系以及客户的业务。对我们销售的产品也要充分理解才去经营。对于结构非常复杂的产品，像CDO，我们自身都无法完全理解，怎样让业务部门去卖这个产品呢？

　　我们也不想自诩没有犯过错，没有遭受损失，因为银行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但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你所经营和管理的这些风险，不要承担超过极限的风险。

　　外资在中国：拔掉牙齿的狼？

　　《21世纪》：外资行在中国遇到很大调整，外界评论说是“拔了牙齿的狼”。比如大概在10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中国人才向往外资银行，但现在外资银行的薪酬已经没有竞争力了，一流人才反而流回了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对此你怎么看？

　　冼博德：我觉得渣打银行一向都会被人低估，但我们并不在意，还是做该做的事，结果我们的表现往往能够超过人们的预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喜欢被人低估。

　　我完全同意您所说的，十年前，优秀人才都为外资银行工作，现在不再如此，现在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但渣打银行还是能为人才提供比较独特的东西，第一能够提供很好的培训体系和职业发展前景，第二可以为其提供良好的经验和历练，将其送往国外进行培训或短期交流。另外，我们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但完全不能低估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在过去几年中，它们在产品和服务品质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人才吸引上非常有竞争力。

　　不光在中国，在印度、新加坡也是如此。当地银行都取得了显著改善，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其他国际性银行，而是本土银行。但同时，我们和本土银行有良好的业务关系，因此，一方面我们存在竞争，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它们的客户，也与之合作。

　　《21世纪》：像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们的市场份额很小。你们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并购行为也很少，为什么不尝试？

　　冼博德：我们入股了渤海银行，渤海银行虽然不大，但运营得很好，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另外，我们也投资了中国农业银行一个比较小的股份，当时投资了5亿美元。

　　《21世纪》：为什么不投资更多？是监管限制么？

　　冼博德：当时我们觉得应该投这么多，并没有监管的限制。

　　我们做投资时，不是以一个投资者来自居。如果仅追求投资回报，那么股东自己可以投资，没有必要借助渣打银行，相反我们投资更多是站在战略投资的角度。比方投资渤海银行，它获得了全牌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银行。我们可以从无到有地创建这家银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投资农行是考虑到我们可以和农行就广泛的业务领域展开合作。

　　《21世纪》：渣打和农行有没有可能像汇丰和交行那样深层次的合作？渣打对农行5亿的投资给农行带来了什么？

　　冼博德：这两笔投资还是非常不同。汇丰投了交行19.9%的股权，而我们投资农行股权非常小。但我们还是和农行有广泛合作，举例来说，农行的对公客户如果想去国外进行业务，可以利用渣打的网络。

　　我们的战略是追求内生的增长，并购为内生增长服务，而不是相反。我们每年会做数笔并购业务，但一定要服务于渣打的内生增长。

　　《21世纪》：渣打和农行有没有联名发双币卡的可能性？

　　冼博德：双币卡可能是我们探讨的领域之一，但我在这里尚不能给出明确答复。渣打和农行两家机构非常不同，有很好的互补性。比如农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十分广泛，但在世界范围内较少，渣打恰恰相反。这样看来，虽然两家机构非常不同，但契合度很高，能取长补短。

　　渣打是印度首家上市外国公司：“登陆国际板”猜想

　　《21世纪》：目前中国大陆市场对渣打全球市场的贡献有多大？

　　冼博德：2011年，渣打中国有限公司的利润是2.2亿美元，约占整个集团的3%，收入占集团的5%。但若仅看大陆的贡献，实际上是低估了中国对整个集团的贡献。

　　渣打香港的利润率在全球整个集团中最高，达到15亿美元，占集团利润的23%。而香港的利润很多来自于和中国大陆客户的联系，实际上是中国（大陆）给它们带去了利润。渣打非洲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看中国市场对渣打的贡献时，不能仅看渣打中国的利润，这势必会低估中国（大陆）市场的贡献。

　　《21世纪》：集团会不会给中国市场增加资本金？

　　冼博德：目前，渣打中国的资本金情况非常好。必要时，我们已经准备好资本金的提供，但这取决于情况是否真正需要。

　　《21世纪》：中国市场房地产、中小企业、地方政府贷款风险较高。作为外资行，你们如何介入这几个市场？

　　冼博德：目前，渣打对于地方政府的贷款为零。而对商业房地产的贷款也非常有限。渣打在中国战略的重点，就是政府提到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渣打是第一家在中国开设服务中小企业支行的外资银行，也是在中国给中小企业贷款数额最多的外资行。

　　我们借助在全球服务中小企业的经验累积，来支持中小企业的成长，这是渣打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我们认为能够发挥特长的领域之一。

　　《21世纪》：对渣打在国际板有没有预测？在伦敦会不会发行人民币债券？

　　冼博德：我们也希望在合适的时机登陆国际板，但时机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工作安排。渣打是印度第一家上市的外国公司，我们已积累了一定在外国市场上市的经验。

　　我们并不热衷在伦敦为我们自己发人民币债，但我们热衷帮助客户在需要的时候，在境外发人民币债和进行人民币的贸易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