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包容性增长内涵不能无限扩延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具体包括：促进“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建立“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构建能够减少风险，并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

　　中国近年来在推动“包容性增长”，特别是推进社会基本保障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笔者在此希望提醒的是，“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扩延，也不能承诺永远增长。

　　“包容性增长”的前提之一是增长，如果没有增长，包容也就没有了物质基础。

　　“包容性增长”同样讲究效率，而不包容“大锅饭”式的低效。

　　“包容性增长”不回避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放弃个人责任，只是要对竞争中的弱者给予应有保障和合理帮助。

　　“包容性增长”有财富再分配的功能，但这种再分配的前提，是不能将资源错配和扭曲，转而依赖那种“偏向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divisive redistributive politics)，最后陷入为迎合民粹偏好、财政开支不加控制的“大政府病”。

　　香港大学王于渐教授指出，各大工业国在津贴和资源转移上的支出，1870年只占GDP的1.1%，1937年增至4.5%，1995年升至23.5%，125年内激增22倍。而这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以英国为例，1925年提出“Widows，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s Act”(《寡妇、孤儿及长者供款退休金法案》)时，承诺对年满65的男性和年满60的女性发放退休金。当时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为56岁，女性为60岁。而1945年工党政府宣布把英国发展成福利国家时，男性的预期寿命是64岁，女性68岁。这样的年龄变化，必然带来“受者众、施者缺”的挑战。

　　应当意识到，社会保障和福利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需要仔细测算，不能随意承诺，否则，到了“生之者寡，用之者众”的那一天，必是后代的沉重负担。

　　而在市场意义上，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提出“破坏性创新”所昭示的，产业转型中总是包含着淘汰与破产的痛苦，因为“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绝不能得到一条铁路”。如果为了保护落后的产业、过剩的产能，非要包容其存在和增长，那能稳住的不过是一时，失去的却是长久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