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促改革 央行降息恰逢其时

　　记者 刘红

　　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红

　　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宗良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提振信贷需求 利好经济增长

　　主持人：为什么选择在此时点降息？此次降息对提振企业信贷需求、稳定经济增长有何重要意义？

　　巴曙松：央行选择在这个时点降息，是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状况，应当视为近期一揽子“稳增长”经济政策、灵活进行预调微调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国际环境看，随着全球通胀压力回落，近期欧洲经济疲弱等促使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重新转向货币宽松政策，中国央行的降息与这一国际趋势是一致的，也显示“稳增长”再次成为当前各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为此次降息提供了“必要性”；国内通胀压力趋缓，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0%，创23个月新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再次创下2009年11月以来新低。CPI、PPI双双持续回落为降息提供了“可行性”。在降息的同时扩大存贷款利率幅度区间，显示出央行在保持商业银行存贷款名义利差大致平稳的同时，通过差异化利率浮动来激发贷款需求的意图。

　　今年以来，银行贷款增长一直低于市场预期，与贷款需求显著回落直接相关。从抽样情况看，目前贷款利率下浮比例不到5%,此次降息加上贷款利率下浮区间扩大，会使得更大范围的贷款需求受益，对扩大贷款需求有积极作用。同时，利率的下浮也能为通过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相对低利率的货币环境。

　　下一步，期待政府对企业再推出减税、减费和补贴的财政政策，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防止经济下滑。

　　郭田勇：央行此次降息可谓下了很大决心。之所以选择此时降息，首先与前段时间各界对银行高盈利的争议不无关联。央行此次降息虽说名义上是存贷款同步下调，实质上则是非对称降息，因为银行可能更倾向于选择1.1倍的存款利率，相当于银行总息差缩小。息差的缩小能够促使银行完善业务结构，而过去来源于高利差的盈利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银行盈利的减少也意味着对实体经济的改善，因此，此次降息也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

　　受相关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进入2012年以来，我国整体信贷需求有所下降。此次贷款利率下调，贷款利息打折范围扩大，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能够增强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进而增加其信贷需求。对于中小企业，此次降息也是明显的利好消息。总体而言，此次降息对稳定增长、防止经济下滑将发挥重要作用。

　　宗良：受外需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同时放缓、经济出现超预期减速的现象，国务院强调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信心。

　　不仅如此，降息有利于改善市场预期。在宏观经济“外患内忧”、超预期减速的大背景下，降息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并且有助于提振股市信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回暖。

　　降息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方面，降息能降低即期利率，直接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经测算，0.25个百分点的降息将至少为贷款方减少1450亿元的利息支出；另一方面，降息也将使远期利率降低，有助于增强企业投资意愿，扩大投资。这两方面都有助于增大企业贷款需求。

　　鲁政委：对于企业来说，此次降息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直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和负债压力，对于高杠杆的企业效果尤其明显；二是传递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政策放松以“稳增长”的信号，使得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明显转变，从紧控信贷额度向放松转变，从额度紧张导致更多的利率上浮逐渐向基准回归。

　　当然，正如不少基层银行所反映的，当前的确已出现明显的信贷需求乏力的问题。所以，在货币信贷放松的同时，政策同时要求抓紧时间上马一批带动作用强的新项目，支持铁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政策调整，短期将成为带动信贷增长、支持经济回升的主要需求力量。

　　主持人：降准、降息都是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为什么选择降息而非其它工具？未来利率会否进一步下调？

　　宗良：何时降准、何时降息，取决于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的具体状况。自去年11月份以来，我国已经连续3次调降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一直没有降息。这次选择降息、而非降准，原因在于，之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突出矛盾是流动性偏紧，企业贷款难问题比较突出，可以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新增贷款规模等指标进行观察。同时，由于物价依然处在较高水平，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因此降准优于降息。但近几个月来，经济金融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不再是流动性偏紧，而是：一方面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贷款贵问题不断凸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经济超预期减速，通过降息更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生产经营和居民消费，提振经济。因而选择降息。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未来再次降息的可能很大：一是经济增长低水平需要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信心；二是降低中小企业生产成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也需要降息；三是从历史角度看，当前我国利率水平依然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四是物价低水平运行。前两者决定了再次降息的必要性，后两者决定了再次降息的空间和可行性。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降准是趋势性的，可能性很大。

　　巴曙松：在具体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往往需要配合运用，准备金率的调整更多用于对冲流动性、保持流动性的平稳，例如在外汇占款持续回落时及时通过降低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补充外汇占款回落带来的流动性回落，利率汇率的调整则更多考虑货币信贷的供求变化。我认为此次利率调整，一方面有利于激发信贷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也相应推进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郭田勇：在未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是大概率事件。此次贷款利率的降低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其信贷需求，但在信贷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不仅要降低价格，同时还需增加银行的信贷供给。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能够增强银行的资金实力，进而增加信贷供给，而降息并不能替代降准，因此，未来降准的可能性较大。

　　鲁政委：未来利率是否会进一步放松，要取决于未来的经济企稳回升情况和通胀水平。如果未来经济迅速企稳，则可能不会继续调整基准利率；但如果经济持续疲弱，那么，年内就仍有继续降息一次的可能。

　　迈出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主持人：此次降息不仅同时下调了存贷利率，而且前所未有地允许存款利率在基准以上浮动，扩大了贷款利率的下浮区间，这被业内普遍解读为央行利率市场化的一种尝试。您怎么看？

　　郭田勇：央行此次降息可谓用心良苦，分析存贷区间和当前实际情况，此次降息非对称特点十分鲜明。降息的非对称特点意味着银行的实际利差将收窄，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将增大。存款利率的可上浮给予了商业银行更大的定价权，银行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提高定价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说，此次降息也意味着向利率市场化又迈出了一步，其中蕴含的利率市场化意图是较为明显的。

　　鲁政委：各方都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并走到今天，很多利率都已市场化，当前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和贷款利率下限管理这两个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本次扩大贷款利率的下浮范围和首次允许存款利率在基准以上浮动，直接对“最后堡垒”发起“攻势”，这清晰地彰显出政策当局渐进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意图。当然，这一过程会是渐进的，政策当局会在观察、评估此次银行的行为之后，再决定下一部的政策调整方向。

　　巴曙松：利率市场化更多的是一个渐进推进的过程，从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我国一直在推进之中，因为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就意味着市场化定价的金融产品在不断扩大。央行此次降息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显示出央行积极运用市场化价格工具进行调控的政策导向，在具体浮动幅度上平衡了存款人、贷款人以及商业银行等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

　　宗良：此次在降息的同时，央行首次提出了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巧妙地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骤，这标志着央行的“官定利率”向真正意义上的“基准利率”开始过渡，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彰显了明确的利率市场化意图。可以说向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主持人：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会否就此逐步放开？推进利率市场化尚需哪些条件，对此您有何建议？

　　鲁政委：从趋势来看，未来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都会完全放开，只不过这一过程会是渐进的。未来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第一，央行应当建立起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通胀目标制，以便为金融市场（包括存、贷款利率）定价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预期通胀率是利率定价中最基本的参数之一，如果对通胀的预期不稳，就会导致定价体系紊乱，从而给利率市场化带来严重障碍。

　　第二，央行应当建立起日常引导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此前，央行利用央票来管理流动性，同时附带发出政策信号功能。目前，随着央票的淡出，央行已缺少日常引导利率市场的工具，建议未来央行建立以两周以内的回购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同时，考虑到我国货币市场的寡头垄断特点，特别建议央行每日参与公开市场，以避免货币市场上的潜在操纵行为对市场利率构成威胁。

　　第三，发行CD，以便为存款找到定价的参照基准。目前贷款的定价参照很多，但在性质上与存款接近的参照基准还几乎没有。所以，建议未来允许银行发行CD，可以先允许法定大额CD，然后额度逐渐缩小，以便为存款的市场化定价形成参照。

　　第四，继续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约束机制。客观来说，目前国内银行机构中存在着一些认为自己“大而不能倒”（大机构）或“太多而不能倒”（小机构）的倾向，由此可能生发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能在利率市场化中被放大，甚至可能产生破坏效应。这应当加以防范。

　　宗良：此次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的幅度较小，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主要目的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防止对金融市场形成明显影响。央行此时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是比较恰当的。近几年，理财产品快速发展，其利率明显高于基准利率。此时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区间，对银行的影响应该较小。并且由于目前银行下浮贷款利率的意愿不强，此时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区间，对市场的影响总体可控。目前市场上资金需求较旺，利率下浮的只占较低比例，贷款下限扩大影响不大。预计未来会根据市场情况，逐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到一定时期甚至取消下限规定。

　　当然，我国金融市场也存在一些制约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因素：首先，目前存款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中小商业银行资金更是紧缺，一般是高息从货币市场拆入资金，或发行收益率较高的理财产品。存款市场涉及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需要平稳运行。在这种状况下，存款利率市场化一步到位，金融机构很可能争相上浮存款利率，从而形成无序竞争。

　　其次，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看，成功的利率市场化一般以深厚的债券市场作为依托。受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品种不丰富、期限结构不健全以及债券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形成统一的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难以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发挥指导作用。

　　再次，Shibor虽已基本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具备了作为基准利率的重要条件，但其发挥的作用仍比较有限。未来还需推进和完善Shibor运行机制、理顺利率的传导机制。

　　郭田勇：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未来趋势，其顺利推进需要诸多条件。首先，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主体必须具备较强的自主定价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必须同时完善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利率市场化必然将伴随着市场套利行为增加、银行倒闭风险增加、存款人利益受损等问题，因此需要保证监管的跟进，将风险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此外，利率市场化对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也有较高的要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当前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具备了初步条件。在未来，我国仍应继续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加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此次降息凸显了我国未来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意图，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但这并不表明改革将采取一蹴而就的方式进行。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是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大趋势，但其具体推进方式和时机的选择仍需从我国宏观的银行业背景出发考虑。

　　促进银行业转变盈利模式和经营战略

　　主持人：6月8日，即央行宣布降息的第二天，五大商业银行均宣布上浮一年期存款利率至3.5%，还有中小银行选择了上浮至上限，即高于3.5%的水平。随着存贷款利率限制的逐步放开，商业银行运用利率工具竞争将成为常态。其对企业贷款有何影响？对商业银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宗良：从最新的情况看，利率放开导致的竞争加剧将使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缩小。原因在于：一方面，资金来源可能向金融市场分流，存款利率刚性较大，很难向下调整，资金成本会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发展又促使企业更多地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削弱了银行贷款的议价能力，因此，贷款利率的总体水平难以上升，存贷款利差可能会收窄。总体看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降低，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郭田勇：在当前商业银行存款流失和存贷比指标的双重压力之下，银行选择上浮存款利率一方面来说是出于揽存的压力。但从客观角度而言，此次降息的确反映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能够起到促进银行业反哺实体经济的作用。

　　温总理讲话中的“反哺实体经济”是针对我国金融业“悬空式”发展的情况提出的。我国金融业的创新不足和服务不完善导致了金融行业与实体行业利润脱节，形成了银行业与实体行业的利润反差。此次降息之后，五大行上浮一年期存款利率，同时贷款下浮区间扩大，这意味着银行的存贷利差将收窄。

　　存贷利差的收窄，一方面，能够压缩银行由于高利差而取得的高盈利，向实体经济释放更多资金。另一方面，贷款利率的下浮将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平衡银行业与实体行业的利润水平。

　　鲁政委：从现实的调整情况看，相对于调息之前，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没有下调执行中的存款利率，还有中小银行选择了上调至1.1倍。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贷款利率的上浮很难增加。这实际上意味着，银行的利差被压缩。从银行的利润是来自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说，银行利差的收窄形成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但是，还应当关注的是，利差在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是激励银行发放贷款的因素，如果利差被过度压缩，最终也有可能造成银行维持资本充足率的难度加大，降低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因此，只有合适的利差水平，才是对实体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

　　巴曙松：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是对商业银行的一次洗礼，当存贷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商业银行就需要更多依靠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行竞争。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对经营管理能力较低的银行形成压力，而在市场上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商业银行也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扩张，以扩大市场份额。这些都将带来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

　　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利率市场化后，净利差收窄的同时净息差可能会比较平稳甚至扩大。因为如果金融业转型快，资产负债多元化，尽管净利差收窄，但净息差未必收窄。

　　主持人：如何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对银行业的影响？存贷款利差收窄考验不同银行的定价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否会促进银行业转变资产规模扩张的盈利模式和经营战略？

　　郭田勇：目前，存贷款业务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而净利息收入仍占银行收入的绝大比重。此次非对称降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银行信贷需求的增长，但同时也使银行存贷利差压缩，必然会导致银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同时，此次降息也意味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未来将继续推进，银行业面临的竞争将加剧，银行未来的盈利压力必将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转变现有盈利模式和经营战略是必然选择。

　　对我国银行业而言，当前改革首先要转变依赖于资产规模扩张的盈利模式，降低盈利对传统存贷款的高依存度，扩大中间业务的比重，增加盈利来源。在贷款业务领域，也应改变当前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的单一信贷投放模式，扩大业务范围，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力度。此外，要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证银行在未来市场竞争增强、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环境下有能力继续生存。

　　宗良：利率调整将促使商业银行的利差水平收窄，促使改变资产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促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发展中间业务。商业银行需要认真应对。一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逐步减少对存贷利差收入的依赖。中间业务的发展将为银行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从而使银行改变单纯依靠大资金量获取贷款利息收入的局面，增加银行经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二是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利率风险的管理能力。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利率走势的预测和分析，采用各种科学方法动态衡量利率风险，及时调整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的规模，提高利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三是逐步提高商业银行定价能力。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需要拥有一套可操作性的资金定价体系。利率市场化使贷款利率成为贷款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若贷款定价过高，在贷款市场中将处于劣势甚至失去市场，反之则可能使竞争到的贷款业务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贷款定价机制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要。

　　鲁政委：不仅允许贷款利率在更大范围内下浮，而且还首次允许存款利率向上浮动，这意味着，银行可以对客户实现比过去更为精细化的管理。过去仅仅能够选择贷款客户——对不同资质的贷款户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现在也有可以选择存款户的机会——也可以对不同的存款户给予不同的利率，并可以根据资金的使用充裕程度来设定存款利率保持存款资金的使用始终处于较为有效率的状态。

　　同时提供了资产和负债两边的灵活性，加上维持资本充足率的压力，会促使银行认真权衡放贷还是不是最赚钱的方式。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当前严格分业监管之下，银行只能够做存贷款业务和买卖债券，银行理财自开展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与监管“猫捉老鼠”的尴尬状态。这说明，所谓的转型，如果金融的顶层设计不调整，每家银行自己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巴曙松：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考验不同银行的定价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国际经验看，商业银行通常会通过提升表外业务收入和综合化经营转型两个途径来探索新的盈利增长模式。

　　主持人：新形势下，曾作为我国银行监管重要指标之一的银行贷存比，有否可能跟进调整？

　　郭田勇：出于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防范，我国对银行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贷存比监管要求。与全球其他国家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贷存比指标要求较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贷规模的扩张；同时，贷存比的压力促使银行间不断上演揽储大战，并通过理财产品进行高息揽储。贷存比指标的考察致使银行业在月末月初通常会出现存贷款额度的大幅波动，这种现象不仅说明商业银行贷存比失真，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监管指标有失科学。

　　宗良：从长远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贷存比指标的重要性会趋于降低，近期可考虑在原则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放松一些限制：一是可对列入存款的范围、不同存款的差异予以调整，新增部分要求适当降低等措施。二是由于外汇存贷款基本按国际规则运作，利率也是市场化的，国际上一般也无此监管指标，可考虑减小甚至逐步取消外汇业务的贷存比限制。

　　鲁政委：为避免银行业对存款的定价不理性和避免当前对贷款的抑制，贷存比指标显然是下一步最应该调整的指标。从国际上来看，在可以查到的数据之中，中国银行业的贷存比居倒数第二或第三；现在全球已很少有监管机构在使用贷存比作为监管指标。实际上，在巴塞尔III中的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不仅完全可以替代贷存比的作用，而且还更为科学。所以，在即将实施巴塞尔III的情况下，贷存比作为监管指标，继续存在的价值已经不大。

　　巴曙松：这主要涉及到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协调，特别是要防止一些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顺周期特征，即经济越减速，在这些监管指标的约束下，银行对贷款越谨慎，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种顺周期监管特点有可能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动力之一。另外，随着国际收支状况趋于均衡状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外汇占款的占比显著下降，这必然会推高银行的贷存比水平，除了对贷存比适当进行调整之外，还需要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