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退出预期升温 中国准备好了吗

　　记者 陶冶

　　尽管欧盟的领导人们时至今日仍不承认在希腊问题上考虑“B计划”，但存在于希腊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之间与日俱深的裂痕却是真真切切地摆在所有人面前。不得不承认，欧元区早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如果说截至目前这种状态还可以用“分歧”二字来界定，那么此时此刻，在距离希腊重新大选不足一周的时间里，人们感受到的已经是不断升温的欧元区“分裂”风险。退出，还是不退？这是希腊的问题，是欧元区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面对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本月11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科院内部研报显示希腊最终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一旦这一预期变成现实，则不仅希腊本国及整个欧元区要经历巨大的短期冲击，中国也必遭其波及。有消息称，中国相关高层已在积极磋商制定应急方案。殷剑峰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对于中国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外贸和资本流出这两个途径，他建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高度重视并积极准备应对措施的同时应以稳为主，避免过度反应。

　　“之所以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加大，是因为保留其欧元区成员国地位的财政紧缩已经给希腊经济带来了太大麻烦。”殷剑峰说。自2010年希腊危机爆发以来，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三驾马车”已经宣布向希腊提供了累计达2000多亿欧元的贷款援助，但希腊国内经济却每况愈下。希腊央行预计2012年该国将连续第五年陷入衰退，而其国内失业率目前已高达20%，年轻人失业率则高达50%。殷剑峰认为，除希腊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外，援助贷款附加的严苛紧缩条款也是让其经济雪上加霜的主要原因。财政紧缩不仅加剧了希腊国内的经济低迷，还大大限制了政府支持商业银行的能力，而后者过去几年间因持有大量政府债务，其资本充足率正在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紧缩在希腊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事实上，反紧缩的希腊激进左翼政党联盟在上月首轮大选中异军突起就已经充分说明了希腊民众的人心所向。最新民调显示，希腊右翼政党新民主党与激进左翼政党联盟的支持率始终十分接近，表明希腊人在退出还是留在欧元区的成本抉择上还在做着艰难的衡量。

　　殷剑峰认为，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希腊自身势必遭遇巨大短期冲击，最主要的就是货币大幅贬值可能带来短期内经济进一步大幅下滑，同时可能伴随恶性通货膨胀。对于欧元区来说，希腊退出的传染效应最值得关注。无论是对于已经正式申请救助的西班牙，还是风雨飘摇中的意大利甚至随时可能被拖下水的法国，希腊的去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示范色彩。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对这种可能的传染效应做出过度反应，则欧元可能经历剧烈贬值，美元、黄金乃至日元则可能随之大幅升值。

　　在这种背景下，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当其冲就是出口。欧元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一旦希腊退出，几乎确定会导致欧元至少在短期内大幅贬值，由此带来的人民币相对升值势必会给中国出口带来冲击。从中期来看，欧元区产出下降带来的需求缩减，希腊退出导致的去杠杆化周期延长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将在较长时间内对中国出口构成压制。中国当局应做好出口部门业绩下滑乃至失业率上升的准备。另一个重要冲击在于新一轮去杠杆化浪潮可能带来的资本外流问题。与雷曼倒闭后的情形相似，希腊退出将把全球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推到一个新高点，从而促使资金流向更安全的地方，比如美国资产和黄金。届时，中国政策制定者应做好资本外流打击房地产及股市的准备。

　　在具体应对措施上，目前专家建言比较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采取稳定经济的措施；三是加强监管跨境资本流动。殷剑峰认为，总的来说，相比于绝大多数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目前无论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空间上都存在较大调节余地，政策制定当局需要注意的不是子弹不够，而是反应过度。

　　首先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在出口可能因为人民币相对升值而受打压的情况下，更应注意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政策当局应沿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周边国家货币竞相贬值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坚挺的经验。”他说。“一方面，相比于汇率变化给出口的影响，外部需求下降影响更大，因此靠贬值本身不能解决出口的问题；另一方面，危机时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坚挺，有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货币形象，这对于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大有裨益。”

　　其次是稳定经济。殷剑峰认为，在出口可能面临冲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提供适当形式的财政补贴，但不宜刺激过度(如大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等)，而且这种补贴应该具有助力拉动内需和促进经济转型的性质。“事实上，外部危机冲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调结构、促转型的市场力量显现出来。因此，中国政策当局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利用这一转型契机，避免过度刺激。”他说。

　　最后是加强监管跨境资本流动。殷剑峰认为，在当前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一直都是相对严格的，强化管制的空间并不很大。“加强监管是有必要的，重点应该放在观察和掌控资金的流入流出上，但同样需要避免因反应过度而向市场传达不好的信号。因为管得越多，越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越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负面效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