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养老制度改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决心

　　邓聿文

　　最近，人社部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设想，绝大部分的网民表示反对。实际上，从客观理性上来说，在一个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到来的社会，要使多数国民退休以后过上体面的生活，至少生活水平和现在相比不能有所下降，就必须延长养老交费的年限，进而延迟退休年龄。

　　至于很多年轻人所担心的就业问题，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忧，因为既然是人口红利消失，就表明劳动力供小于求，也即总体上存在劳动短缺。尽管不排除存在结构性的劳动短缺，有部分年轻人会因此找工作困难，但即便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只能通过改革劳动力市场，强化失业保险来解决，而不是还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

　　当然，延迟退休年龄并不是立即实行，而且即使实行也不是一步到位，诸如规定男必须到65岁、女必须60岁退休等；也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必须延迟退休，具体的退休方式可以探讨，原则是设计一个比较理性的解决方案，力求做到让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

　　但这不是说网民对延迟退休的担忧和反对没有道理。延迟退休年龄是基于老龄化的趋势而言，而网民的反对则基于现实问题而言。如上文提及的就业，如养老保障制度的“双轨制”，后一问题更是让广大网民非常无奈。事实上，在养老保障方面，我们岂止是“双轨”，而是“五轨”：公务员有一套养老，事业单位和企业各有一套养老，无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有一套养老，农民又有一套养老，很多单位甚至同时就并存几套养老体系。养老制度的这种碎片化，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并轨，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就会适得其反，达不到目的。

　　现在来看，养老制度的并轨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比如，自2008年底启动的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至今仍未取得实质突破。专家认为，相关政策未具体明确转制成本的资金来源，令诸多事业人对前景“忧心忡忡”。

　　恐怕这不单单是转制成本的资金来源未有着落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个人账户上没有累积基金，相对来说还好办，关键在于无法消除人们基于现实的利益落差，而形成的心里比较所导致的对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抵触。在现有的几种养老保险体系中，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最好，事业单位其次，企业第三，就改革的路径问题，选择事业单位进行养老并轨试点，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对收益最大的公务员养老保险有一个说法。假如拿事业单位“开刀”，要他们和企业并轨，而公务员的养老保险还“一枝独秀”，其改革迟迟没有说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当然会不乐意。因此，即使解决了转制成本的资金来源，人们也会反对改革，除非强制推行试点，而强制推行又会滋生出一些不必发生的事情来。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对机关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并轨改革一定要有个明确表态，制定出一个时间表。往大里讲，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权利平等，不能在事关个人晚年生活的养老保险上分三六九等。我们承认历史形成的权利差距，但是这种差距不能无限延续下去。因而，掌握社会公权力的机关公务员，不能利用自己的政策制定权，将此种不合理的权利差距固定化与制度化，这是不合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

　　要改革自己自然有些痛苦，然而，不将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并轨，不但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推行不下去，而且，在目前的网络时代，公务员的这个制度特权势必会激起其他群体的反感。因此，从国家的角度看，应该秉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公务员的养老改革有个说法和规划。就此而言，广大网民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意义不在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而是让主管部门看到，社会对一部分群体所拥有的养老保险制度特权，是不可容忍的。

　　如何设计一个让各方群体都满意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需要我们集思广益。而推进养老制度的改革，最终使各群体的养老做到制度平等，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