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哪

　　主持人：金辉(经济参考报记者)

　　对话学者：张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宋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樊明太（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金融研究室主任）

　　主持人：稳增长的集结号已经吹响！5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四天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相同的话被温总理再次着重提起。

　　2008年，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稳定快速下滑的经济，中央果断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但因此造成的通货膨胀、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至今仍未完全消化。虽然相关部门已明确表示不会再出台类似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是据媒体报道，近期国家发改委项目审批的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钢铁、火电、机场项目，一幅市长亲吻项目批文的照片更是在网络上被解读为“吻增长”。

　　今天邀请各位专家，就“稳增长”政策谈谈各自的观点和想法。

　　高投资与炒房子是饮鸩止渴

　　主持人：经济增速比预期大幅下降，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政策自有其合理性，此轮稳增长的举措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或者所谓的“4万亿2.0版”？新政策的着力点应该选择在哪里？

　　张平：中国三十余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已经使企业、政府都习惯于高增长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个位数就有点难过，而低于八就需要出政策保了，低于七就是“硬着陆”了，需要强烈刺激了，如2008年的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低于7%，政府就采取了“硬启动”，4万亿出笼。每次应对经济减速多是以总量需求刺激政策为主，靠财政支出和新增信贷，中国经济需要激励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主体负债水平也不断提高，中国的投资回报水平则不断降低，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结构问题一拖再拖。中国经济的总量再刺激政策已经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再刺激经济所需资源规模和资源动员潜力越来越不匹配，投资率已经持续高位了；二是结构越来越恶化，投资率过高、产能过剩，而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收益偏低，经济总体投资回报率下降，再刺激下去也难以见效。

　　当我们看到发达省份地区的领导都要“吻”钢铁批文才能稳增长时，很容易理解政府干预似乎只有靠动员资源进行投资拉动经济这一条路了，或再炒房子，这种稳增长的方式似乎呼之欲出，对4万亿2.0版的渴望不言而喻了。

　　当前直接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应对下滑；二是以何种方式应对下滑。应对下滑最直接的方式是扩总量需求，但很难完全依赖，因此只能采取促刺激供给的模式来完成稳增长，即通过强制企业加速更新改造和创新发展，消减产能，实现产业升级方式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劳动生产效率，完成转型，充分利用经济下滑的“清洁机制”作用推动企业创新。以何种方式稳增长，一种是纯政策放松，其见效快，不触动现有利益格局，另一个是体制改革，改变利益格局，发挥市场的基础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进行再分配调整。

　　宋立：从政策着力点来看，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超预期回落，主要受制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与外需减缓、国内前期反通胀政策滞后影响，以及我国潜在增长率或有下降影响等三大因素。世界经济和潜在增长率属于外在或长期因素，当前“稳增长”首先必须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以消除前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紧缩效应。

　　我国当前面临的外需下降，一方面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买家需求整体减弱造成的负收入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成本因素有关——企业成本上升导致了我国与后发新兴国家出口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实际上，所谓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问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劳动供求关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等有关。

　　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总量性质的政策收放虽然也有一定必要，但单纯总量政策既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还存在通货膨胀反复的风险。因此，“稳增长”政策需要结构与总量措施结合，以结构措施为主，尽量避免总量猛药。

　　从调整时机和政策效果来看，由于当前三大需求全面回落，可以说单纯通过结构措施来“稳增长”的最优时间窗口正在缩小，仅仅通过调整结构来“稳增长”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已经打了折扣，不得不采取“结构和总量结合、结构政策为主”的进一步调控措施。要以“补投资”为重点，推出“补投资、促消费、稳出口”的一系列措施，为经济注入上行力量。“补投资”关键在于推动投资重点转型，优化投资结构。适当扩大具有历史欠账性质的民生领域等薄弱环节基础设施投资，并通过加速折旧、财政补贴等手段，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稳定市场份额，以“补投资”来推动“稳出口”。同时选择性延续去年到期的消费刺激政策，并适当出台新的刺激措施来“促消费”。

　　樊明太：如何把握我国政府目前的稳增长刺激措施？这要从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两方面综合分析。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必须努力平衡转型期经济增长稳定和结构调整。这是因为，调结构可能会引致经济增长放缓，而稳增长也可能会引致结构调整放缓，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多年来转变迟缓，原因之一就在于转型中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并非可完全避免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合理平衡，从国内外经验看会引致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在短期经济波动方面，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波谷阶段，必须积极引导波谷期经济调整和市场预期，一方面避免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潜在社会稳定风险，另一方面使长期积累下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平滑推进。

　　尽管为稳增长而出台新经济刺激政策自有其合理性，但此轮稳增长的经济刺激计划要结合进行中的结构调整项目审慎调控政府投资支出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完善资本市场发行和直接融资制度，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为了加强政府投资支出的规模力度和方向的审慎性，在规模上要保证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的目标有限性，即稳增长；在力度和方向上，首先要保证政府投资支出用于加快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然后再量力启动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保持稳增长的政策刺激规模和方向的审慎性和有限性，是为了继续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培育我国经济的自主内生增长机制。

　　新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把推进节能减排、保障房建设和创新服务作为“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倒逼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稳增长亦不能放松房地产调控

　　主持人：有人提出，当前经济困难除了与外部环境逐渐恶化、国际经济形势表现不佳有关外，与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稳增长”的表述出台，引发了人们对楼市调控放松的猜想。2008年正是借助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带领中国经济逐步走出困境，据此有人认为未来政府可能会给房地产松绑。在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同时，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应该放松？

　　樊明太：努力平衡转型期增长稳定和结构调整，要求稳增长的刺激性政策措施应该结合结构调整实施，应该在刺激政策的规模和方向上保持审慎有限性，应该把推进节能减排、保障房建设和创新服务作为“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倒逼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同时又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能因为稳增长就完全放松房地产调控。

　　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要求我们在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时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国经济经过长期的快速增长后增速放缓是波动规律的作用。但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超预期下滑，失业率等结构调整成本就会急剧上升，创造性破坏会影响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房地产业调整无疑是其中原因之一。过去有一段时期，房地产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增长点和主导产业，2008年正是借助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带领中国经济逐步走出困境；不过，随后房地产业的发展严重泡沫化，引发了房地产宏观调控。房地产调控的确抑制了房地产的交易量和价格，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一个因素；不过，房地产调控不能对投资投机需求和刚性需求等不加区分地一刀切。

　　在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合理地满足住房刚性需求，推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截至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进一步显现，投资投机性房地产需求得到抑制，首次置业的房地产刚需获得政府和金融机构政策微调性放松，鼓励房地产刚性需求。

　　因此，在稳增长过程中，既要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不能因为稳增长就完全放松房地产调控；同时，又要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平衡房地产交易双方及其相关的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及新的“稳增长”刺激政策措施，应该注意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缺乏创新，新增长点缺乏，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经济刺激政策，因此需要项目引导投资，依靠项目和市场来防止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同时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这样的刺激政策对于稳增长具有产业性和结构性意义，有助于平衡我国转型期增长稳定和结构调整。

　　要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用足

　　主持人：面对目前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我国的稳增长举措需要一些政策搭配以起到政策合力的作用。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强和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那么，中央政府需要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哪些预调和微调？

　　张平：针对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近期就需要进行短期政策调整：第一，6月8日央行降息是个好的信号，希望继续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激励银行从吃利差转向服务；第二，降低名义税率推动税制改革，直接降低服务业的营业税名义税率、制造业的增值税名义税率是减税的根本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税制改革的试点，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和房地产税征收试点的全面推开，探索大的税制改革；第三，在严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试点性推动地方发债、发行市政债和房地产信托基金，探索地方债的市场化发行和监管；第四，国家加大财政补贴和配套金融支持强力推荐节能减排，新能源利用等，推动绿色更新；第五，不断推动深度城市化，让农民进城，完成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保持城市化的进程稳定；第六，缩减政府规模，继续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推动财政税制改革，减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第七，加大国企战略性改组的力度，减低国有企业的层级和过度多角化，退出竞争领域，降低国企负债率；第八，放开管制和加大反垄断的力度，推动现代服务发展；第九，稳定金融，防范国际金融冲击，建立多层次融资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宋立：从政策工具搭配来看，积极财政政策要在“稳增长”中发挥加油门作用，给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稳健货币政策则要发挥松刹车作用，及时解除前期反通胀过程中形成的紧缩惯性，以解决两大政策作用相互抵消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合力。

　　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结构性措施为主，兼顾总量措施，综合运用结构性减税、优化投资结构、加速折旧、消费补贴等措施，适当扩大投资总量，并着力推动投资转型、消费升级和出口稳定。

　　货币政策要及时“松刹车”、消除持续紧缩惯性。及时调整货币发行模式和信贷投放结构。近期随着顺差的持续减少，对冲性发行明显减少。在对冲性发行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主动性的经济性发行必须及时跟上来，以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为此，必须及时调整货币发行模式，恢复经济性货币发行。要在进一步明确信贷投放结构窗口指导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信贷规模，建议原则上新增贷款应该将70%以上用于中小企业，其中小微企业不少于50%。为此，要综合运用利率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一要及时进行非对称降息。二要适当扩大准备金率下调幅度。三要放松银行存贷比考核。

　　切实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当前尤其要以问题比较突出、影响经济稳定的小微企业融资制度和不发达地区金融体系重建为重点，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实体经济需要、顺周期效应较小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

　　樊明太：我国“稳增长”的当务之急是还要加强和完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积极引导波谷期经济调整和市场预期，配套支持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财政支出要更加结合刺激政策优化支出结构；二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和税式支出，加速资本存量的折旧和更新改造，促进消费的城乡和区域性级次下移。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加强货币政策审慎性的同时，要在下调存贷款利率基础上，综合运用央票、央行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组合手段释放市场流动性、进行流动性总量调控，增强经济运行活力，同时通过适时下调某些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放松银行存贷比等进行结构性信贷政策调整，积极引导波谷期经济调整和市场预期，支持稳增长；要着力加强和完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和管理框架，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政策结合起来，推进稳增长、抑通胀与防风险的合理平衡；要继续创造条件，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金融结构转型。

　　未来必须适当调整经济政策

　　主持人：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是下行压力较大，那么下一步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是否需要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

　　张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物价同步下降，第二季度GDP破8%，CPI涨幅降到3.5%以下，经济进入到典型的衰退期，而且有继续下降的可能性，尽管预计经济增长仍在政府预定目标7.5%以上，但若不能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经济增长会从“主动调整”转变为“惯性下滑”。

　　樊明太：展望2012年，尽管国际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性，我国面临发展不平衡等不利条件，但我国经济增长也面临内需增长稳健、财政货币政策存在调控空间、宏观调控有效性增强等诸多有利条件，隐含着我国存在潜在增长空间。可以认为：尽管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很大，上半年经济增速会放缓，但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在波动中逐步趋稳；如果没有新的国内外冲击，2012年我国经济将由于稳增长的刺激政策而稳中有进，全年GDP增长速度应不低于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