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在彼岸

　　薛涌

　　世界最顶尖的大学，无论是前20所还是前50所，大部分都在美国。美国的高等教育独步于世，乃不争之事实，进而对世界各国的大学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如今饱受应试教育之害的中国，从家长到教育界，都频频要参照“美国模式”。特别是在大学录取上，不仅国内的高考改革需要参照美国经验，中国学生决定到美国读本科的也越来越多。“美国高考”对于中国许多家庭来说，已经成了自己孩子的“高考”。

　　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处于危机中。关于“美国高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休止过。在美国如同在中国一样，“高考”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个社会公平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属于一国之核心制度。这一制度，一直都在顺应时代而不断地改革完善。

　　严格地说，“美国高考”是个误导性的说法。美国没有中国那样的高考，有的是大学申请。这种大学申请，是学生和大学双向选择的过程：在大学挑选学生的同时，学生也可以同时申请若干学校，最后在录取自己的学校中进行取舍。这种申请，只有SAT等学术能力测验和中国的高考略为接近。另外则还需要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GPA）、在同年级学生中的排名、推荐信、个人自述和履历（包括取得的各种成就）等等。另外，许多一流大学还要进行面试。当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这种意义上的“美国高考”，在大部分学校越来越变得像是走过场。学校操心的主要是生源，乃至录取率经常在80%以上。真正有意义的竞争，集中在少数高水平的大学中。中国大学扩招后，也在走向类似的道路。

　　上述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许多读者恐怕没有意识到，上述这套制度，基本上是在二战之后才确立的，和中国高考的历史其实差不多长，其间也经历了各种流变。其中最为突出的看点，还在于对学生素质的衡量及筛选。最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的高考分数挂帅，美国的高考则考虑综合素质。有些高考成绩不突出的中国学生被哈佛全奖录取的故事，也在媒体盛传。这种对综合素质（即领袖才能、品格等等）的强调，大概是美国高考对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最有吸引力的亮点之一。然而，也正是在这一面的背后，“美国高考”有着相当复杂甚至丑陋的政治社会史。与之相对，应试化的选择标准，在大部分时间则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力量。“美国高考”发展到今天，并成为维持世界一流大学质量的核心要素，实在是充满了种种“歪打正着”的戏剧。

　　蓝血贵族圈

　　统治集团和常青藤的师生，基本都集中在东北部地区。排斥其他的竞争者挤入这一蓝血贵族圈，是常青藤的首要目标之一。

　　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前，并无所谓“高考”。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读大学至少需要高中毕业。在1870年，美国17岁的孩子中只有2%接受了高中教育，1919年这个比例跃进到17%，1930年达到32%。可见，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的大学没有足够的生源进行筛选，全国性的高考属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二，当时的大学，主要是集中在东北部地区的几所常青藤。这是富家子弟镀金的地方，主导的是“俱乐部文化”而非“学术文化”。到十九世纪末，一系列的贵族寄宿高中已经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盘根错节，成为常青藤的主要生源供应学校（Feeder School）。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小世界。常青藤各校虽然大多也有录取考试，但这些考试都是各自为政，目的主要是维持自己的“格调”，而非认真“选才”。比如，各校的入学条件都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种古代语言主要是那些贵族寄宿高中讲授的内容。由此自动排除了“外来”的竞争者。有时为了吸引富家子弟，考试标准非常低；考试通不过，也往往可以“有条件地入学”。所以，只要家里有钱，基本就可以去哈佛、耶鲁等等名校读书。哪里还需要什么“高考”？第三，十九世纪中后期州立大学崛起，但各州都致力于为本州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除了西点等四所军校外，没有国立大学。自然也不可能生成全国性的“高考”制度。全国性的大学，主要由私立大学担当。可惜的是，此时美国的统治集团已经被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把持。常青藤成为他们把自己的统治世代化的工具。这个统治集团和常青藤的师生，基本都集中在东北部地区。排斥其他的竞争者挤入这一蓝血贵族圈，是常青藤的首要目标之一。“高考“的开放性，自然与这样的体制格格不入。

　　但是，也正是在十九世纪末，这种固步自封的制度受到强烈的挑战。毕竟，美国的建国理想，是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平等”精神和社会流动。当年轻的国家立足、承平日久后，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自然盘根错节，等级社会结构渐渐生成。到南北战争后，美国经历了急剧的工业化工程，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史无前例的发展动力，自然不是仅仅靠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蓝血贵族。像卡内基这种童工出身的移民，成为领导社会的企业巨头。平等的国家精神在与固步自封的既得利益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在教育上，联邦政府通过“颁地法”分配给各州大片的联邦土地，鼓励后者用出卖土地的收入建立和发展州立大学。这种独特的“土地财政”，使州立大学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国际上，德国的研究大学勃然而起。美国精英阶层中那些有幸到德国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回国一看，就觉得常青藤如同笑话。于是，模仿德国大学而建立美国的研究性大学的风潮大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芝加哥大学（1890年）、斯坦福大学（1891年）等新型大学迅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挑战着常青藤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另外，1874年，密西根最高法院裁决容许用纳税人的钱支持高中教育。此口一开，高中教育逐渐在全美蔓延。平民阶层接受高中教育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1910~1940年的“高中运动”，使美国接受高中教育的适龄青年的比例到1940年时达到73%。而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中西部地区一些比较富裕的州。这样，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几所贵族私立寄宿学校在大学生源上的垄断地位就被颠覆。

　　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为核心的常青藤，此时仍然沉浸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优越感中不能自拔。这些学校本来就是教会学校，强调对自己所属的教派的忠诚。校园文化以家门、体育才能、兄弟会等为主宰，学习只是个陪衬。1903年，以Irving Fisher教授领衔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 耶鲁的学术质量持续下降，在顶层学生中尤为明显。学生们普遍认为，到耶鲁来就是为了认识人，读书是个错误。1904年耶鲁毕业班的纪念册吹嘘：“耶鲁比起任何学校来都有更多的绅士、更少的学者。”普林斯顿的校长Francis Landley Patton自己就在教授会议上公开说：“绅士们，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不得不承认：普林斯顿是富人的学校。而富人并非是经常到大学里来读书的。”虽然在著名的校长艾略特的领导下，哈佛的学术质量明显在耶鲁和普林斯顿之上，但当时的一项报告揭示，哈佛的优秀学生，每周用在上课、读书上的时间也不过25小时。差的学生就更不读书了。用功的学生被讥笑为“苦磨”（grind）。1907年，55%被哈佛录取的学生实际上达不到入学标准。1909年，57%的耶鲁新生不得不被“有条件录取”。1909~1909年间，普林斯顿的新生被“有条件录取”的比例在56%~65%。这还是在当时的伍德罗·威尔逊校长大力提高学术质量的努力之下发生的。一句话，常青藤三巨头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废物。

　　事情明摆着，如果常青藤不改革，还是任一些富家子弟在校园里吃喝玩乐，那么常青藤的教育就成为笑话。同时，平民阶层已经有了高中上。如果出色的话，还能升入州立大学。只要他们不停地发奋，这些州立大学超越常青藤也是指日可待。当然，这里还有财政的因素：州立大学有纳税人的支持，可以海纳才能出众、肯用功的平民子弟。常青藤是私立，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学费。如果让纨绔子弟占据主导，不抓学术则难以维持声誉，抓则许多不争气的孩子不得不辍学，断了学校的财源。更不用说，一旦常青藤成为高等教育的笑话，才能优异的富家子弟可以去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研究性大学读书。常青藤的统治地位可谓岌岌可危。

　　改革“常青藤”

　　艾略特使哈佛在学术质量上领先于常青藤，使得其他院校无法再固步自封。

　　也正是这样的局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逼出了常青藤内部的改革。改革者全部来自“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蓝领贵族顶层。这些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如果教育质量（即学术质量）不提高，不仅常青藤无法领导高等教育，就是盎格鲁萨克逊这一统治阶层本身也将蜕化。不过，这些改革派的教育家们，彼此意识形态都非常不同。在这一改革中打头阵的是查尔斯·艾略特。他在1869~1909年间出任哈佛校长40年，被和他不时发生冲突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敬称为“第一公民”，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和社会领袖。他信奉的是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大力扶植“穷学者”，对那些“又蠢又富”的纨绔子弟毫无耐心。他本人出身于波士顿的士族之家，但力主打破家门等级广揽贤士，有教无类，并更倾心于德国的研究性大学，重学术而轻体育，提倡研究的专门化。同时，也是他在哈佛率先推行了自由选课制度，废除了希腊文的入学要求。

　　艾略特使哈佛在学术质量上领先于常青藤，使得其他院校无法再固步自封。同时，公立高中发展迅速，给一些平民特别是勤奋的移民子弟提供了机会，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犹太人。这些犹太学生靠着学业的优异，在此时纷纷进入常青藤。这就在常青藤的盎格鲁萨克逊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恐慌。继艾略特之后的一些校长，特别是接替艾略特的哈佛校长Abbot Lawrence Lowell，多以捍卫盎格鲁萨克逊的种族优越为理念，一边着手提高常青藤的学术质量，一个挖空心思解决在常青藤中如传染病般蔓延的“犹太问题”。

　　在这些盎格鲁萨克逊的保守精英看来，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东欧和俄罗斯，属于劣等民族，并且满脑子社会主义思想，对盎格鲁萨克逊所主导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具有颠覆性。犹太学生虽然功课好，但那不过是为了个人晋升而“死用功”的结果，缺乏盎格鲁萨克逊身上那种“品性”“领导才能”和“人格”。所以，Abbot Lawrence Lowell校长不仅力主用“品性”“领导才能”“人格”这些非常主观的评价标准取代当时已经开始流行的以考试为基准的录取方法，甚至公开在1926年给犹太学生的入学人数制定了限额。此举遭到老校长艾略特的激烈反对。

　　另一个解决“犹太问题”的方法，则是考试。当时优生学大盛，智商理论随之大行其道。美军在一战中已经开始在征兵时对175万应征者启用了智商测验。知名心理学家James Rowland Angell在1921~1937年间出任耶鲁大学校长，对智商理论极为重视。1925年，校董事会决定在录取中引入智商测试。1926年，普林斯顿心理学家Carl Brigham设计的智商测试，即SAT，第一次举行。耶鲁是这一测试最重要的主顾。

　　常青藤的盎格鲁萨克逊精英们，对SAT寄予厚望。他们对优生学赋予盎格鲁萨克逊在人种上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觉得现在终于发现了智商理论能够对这一点进行科学验证。在他们看来，犹太学生高中成绩好，都是死用功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锱铢必较、自私自利的猥琐人格。与此相对，盎格鲁萨克逊学生则是天生的领袖，胸怀包容天下，从不屑于和犹太人在考试上这么斤斤计较。SAT所测试的是智商，即先天的能力，而不是具体的功课。所以，犹太人怎么准备也没有用。潇洒英武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在这样的游戏中可以轻取犹太人，令人信服的解决常青藤中的“犹太问题”。

　　简单地说，SAT出笼时，肩负着双重使命：第一，筛掉那些高分的“劣等”犹太学生；第二，选拔真正具有天分的盎格鲁萨克逊俊秀。可惜，SAT在这两方面都很失败。犹太人高中的考试考得好，SAT这样的智商考试照样考得好。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叫科普兰的犹太人，从高中到大学都是顶尖学生，却在申请医学院时被5所医学院拒绝。一怒之下，他拿针对犹太人的SAT开涮。SAT的主办机构口口声声说这种智商测试怎么准备都无济于事，科普兰则决意破解SAT的密码，于1946年开设了SAT补习班，声称能大幅度提高成绩。等他影响大了，联邦委员会居然对他展开调查，看看他的宣传是否属于虚假广告。最终万众瞩目的调查报告公布，称他的补习班确实大大提高了SAT的成绩。这等于给他免费做了广告。日后立志进名校的学生，纷纷报名参加科普兰培训班。美国的高考补习业从此蒸蒸日上。后来科普兰把自己的公司卖给《华盛顿邮报》。如今在《华盛顿邮报》集团中，科普兰公司是最赚钱的一支，盈利额超过《华盛顿邮报》本身。

　　至于SAT和学生真实学术能力的关系，在开始阶段也经不起考验。耶鲁的内部研究揭示，SAT成绩对学生在大学表现的预测能力，明显不如高中成绩。这无疑扇了那些看不起犹太人的高中成绩的人一记耳光。不过，这些盎格鲁萨克逊的统治集团，一旦制定了游戏规则，执行起来还是忠实认真的。比如，当时的优生学固然视盎格鲁萨克逊为优良种族，把来自东欧、南欧乃至黑人、亚洲人等有色人种视为劣等，但对于盎格鲁萨克逊内部“不争气”的部分也绝不姑息。许多州通过法律，并获得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对于“弱智”者进行强制绝育。许多穷困的白人，作为蜕化中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而成为受害者。这一措施一直执行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最近在加州和北卡罗来纳等地，受害者们还在对州政府提出起诉。在SAT上也是如此。当时曾有总统身边高官的孩子申请耶鲁因考试成绩不够而被拒，托人向校长James Rowland Angell说情，最终被James Rowland Angell拒绝。特别是在大萧条期间，耶鲁对考试成绩的强调，使许多世代耶鲁出身的富家子弟不得其门而入。这不仅使学校丧失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惹得校友大怒，称本来以培养天然领袖为目标的耶鲁，如今用考试把往日的翩翩君子都碾压成只管读书的“鸡蛋脑袋四眼儿”。但是，此时的耶鲁还是顶住了压力，坚持自己所信奉的“科学选材”方法。

　　到此为止，危机中的盎格鲁萨克逊统治集团苦苦摸索着怎么在新时代中继续垄断高等教育资源、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努力尚无头绪，一场新的革命就已经在酝酿中。这场革命的发起者之一，是1933年接任哈佛校长的科南特。

　　新游戏规则

　　大学必须唯才是举，未来一代年轻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而不是所出身的家庭，来决定到哪里读书，或者是否要读大学。

　　科南特集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于一身。他从1933~1953年担任校长20年，其间还秘密参与曼哈顿工程的领导。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除了担任哈佛校长40年的艾略特外，恐怕还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现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如唯才是举、全额奖学金等等，都是他参与奠立的。谈美国的“高考”，更离不开他的贡献。

　　科南特在大萧条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当时，美国不仅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这种分化已经开始世代化。科南特深信：当广大劳动阶层分享不到资本主义的果实时，他们就将失去对“美国自由”的信念。所以，他不仅不把自己的使命视为维持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主宰，而且要刻意打破这样的主宰。

　　科南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国家奖学金”，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全奖”：哈佛将支付一些学生的学费、食宿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目的是把那些贫困家庭出身的英才延揽到门下。科南特明确地阐述了新政策的目标：选才的标准，就是看学生是否能在哈佛的课程中成功。换句话说，功课（即学术资质）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一位校董立即提出两项挑战：第一，以成绩为指标评价人才，未免过于狭隘，势必忽略了一些国家未来的领袖。对此，科南特表示承认。但他仍然坚持“全奖”只能给功课好的。第二，哈佛是否能够预测什么样的学生在哈佛会学业成功？科南特意识到这是真正的挑战所在，于是求助于两位新的助手，一个是Wilbur Bender，一个是Henry Chauncey。前者后来成为哈佛1952~1960年间的录取部主任，后者日后是“教育考试服务”的创建者和总裁。两人当时都大力推荐SAT。科南特最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哈佛颁发“全奖”的标准，由SAT成绩、高中平均成绩、高中毕业班排名、推荐信和面试来决定。

　　二战开始后，这些改革自然无法占据国家的主要议事日程。科南特也秘密地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战后真相公布后，科南特声誉大增：原来他不仅是哈佛校长，而且亲自领导、动员了国家的科学资源，适时造出原子弹，对二战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时间，甚至有人要推他出来竞选总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业绩，他得以说服美国公众：战后的民主秩序和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必须建立在对国家的智力资源进行全方位动员的基础之上。阶层意识必须打破，大学必须唯才是举，未来一代年轻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而不是所出身的家庭，来决定到哪里读书，或者是否要读大学。

　　虽然科南特说的比做的要多得多，在其任内只是非常有限地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并且依然继续着前任那种捍卫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统治阶层的许多政策，但是，他所确立的唯才是举的原则，塑造了战后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有些学者和评论家甚至称，战后美国的大学从贵族门阀的垄断彻底转向英才主义（Meritocracy），申请大学越来越应试化，“美国高考”成为基本的游戏规则。

　　“高考”的力量

　　对分数以外的素质的强调，在许多场合提拔了弱势阶层。民窟里长大的孩子，往往能靠自己的经历感化招生办公室，最终全奖进名校。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看看在哈佛考试作弊的爱德华·肯尼迪，看看在耶鲁睡过4年的布什，你就知道“美国高考”并不那么公平。哈佛校长萨默斯在本世纪还哀叹：74%的哈佛本科生来自人口中25%最富有的家庭，只有9%的学生来自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家庭。有学者指出，今日的耶鲁比起上世纪60年代来，其实更被富家子弟所主宰。

　　如何评价战后的发展？首先，随着SAT的普及，“美国高考”基本成立，上大学要看分数。问题是，随着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流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的SAT分数越考越高。许多常青藤盟校，SAT满分的申请者比比皆是，不得不被大量排拒在门外。可见，即使大家承认SAT的客观性，靠SAT也很难分出申请者的高下来。这样，学校就不得不看其他因素。许多有势力的家庭，就乘虚而入，为自己的子弟争取不正当的优势。

　　最为明火执仗的，是所谓“遗产”学生。你父母如果上了哈佛，你进入哈佛的机会就比普通申请者大得多。如果祖上几代全是哈佛子弟，机会就更大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你如果申请哈佛，申请材料中还有专门的表格，让你填写你是否属于某某家族。祖上几代都上哈佛的是些什么人？岂不都是蓝血贵族。

　　另外一项，就是体育。在一般人看来，美国的大学体育，如篮球、橄榄球等等，全是那些穷困的黑孩子主宰，传统的富贵家庭并不染指。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穷黑人主宰的，仅仅是商业化很强的几个项目。他们实际上是体育俱乐部的廉价劳动力。常青藤的大部分体育项目似乎没有篮球橄榄球那么炫目，学校也不特别颁发体育奖学金，但体育的参与度却高得多。比如，以橄榄球著称的密西根大学，男生中只有3%是大学生运动员。普林斯顿的体育名不见经传，但男生中有22%是大学生运动员。富裕家庭，从小有条件送孩子学习一些贵族体育，比如划艇、击剑等等，申请好大学就先声夺人。所以，许多中高产白人家庭就是靠这个占了便宜。

　　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把戏，也依然改头换面地登场。比如品格、领导力这些非常主观性的评价，通过面试等过程，潜移默化地给传统的蓝血贵族一些优势。头盖测量学（craniometry），早在上世纪20年代智商学派兴起后，就被视为不科学的衡量人才的方法。毕竟大脑袋的罪犯有的是，小脑袋的伟人也多得很。但是，常青藤依然抱着一些落后的习俗不放。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所有常青藤的学生，以及卫斯理等7所姐妹女校，新生入学都必须在密室中全裸进行各个角度的拍照。然后这些图像资料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存入档案，供“专家”分析。如果说中国演义小说中才炒作“双耳垂肩、双手过膝”这里相术的话，常青藤的相术则更为“科学”精密，乃至连阴茎、乳房等等也不放过。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68年。布什、克里等在本世纪一度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当年都被验明正身。如今这些资料高度保密，很难证明对实际的选材有何影响。但是，常青藤在面试过程中，对充任面试官的校友有着很具体的指令，要他们注意学生的形象风度等等。当然，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说这种做法很荒唐。毕竟，美国的总统政治也属于演艺类，形象风度非常关键。在企业界，外表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大学而言，这也是最不靠谱儿的选拔标准。

　　对分数以外的素质的强调，在许多场合提拔了弱势阶层。比如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虽然考分低不少，但往往能靠自己的经历感化招生办公室，最终全奖进名校。不过，在白人与亚裔中高产之间的竞争，常青藤的招生办动不动以“品格”“领导力”等虚幻的因素把亚裔排挤在门外，似乎亚裔成为缺乏品格的同义语。这方面的问题不断引起争议。难怪有人说，如今犹太人成了白人。白人把当年对付犹太人的伎俩，都用在对付亚裔身上了。有人则干脆把亚裔称为“新犹太人”。

　　必须指出，在SAT的高分高得已经分不出申请者高下的情况下，直到20世纪结束时，哈佛、耶鲁所延揽的高分生，比不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这4所州立大学中的任何一所。这种局面现在已经改变，但由此足以看出，直到十多年前，常青藤在“高考”中灌了多少水。

　　尽管有这些争议，战后“美国高考”无疑改变了美国社会。我们不妨看几个事实：当今的美国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中居然没有一个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虽然这一族群在美国的人口仍然最多。奥巴马等一批常青藤培养出来的有色人种的领袖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各界都司空见惯，说明“美国高考”确实已经使美国的领导集团多元化了。但是，一流大学里来自人口中四分之一最富有家庭的学生，仍然占据压倒优势。贫富分化和教育分化仍然紧密携手。“美国高考”，仍然无力通过教育手段弥合这样的社会鸿沟。

　　作者为旅美学者，现供职于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