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财阀盛衰记

　　谭洪安

　　1931年秋天，年届五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遭遇他创业16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当时，长江中游第一通商口岸汉口突发大洪水，城中储存的大约40万担盐一夜受淹。市场传闻，上海银行与淮商合办的公泰盐号损失最巨，达数百万元。又有流言称，该行在公债和黄金投机中亏本上千万元，各地储户一时人心惶惶。自9月21日起，上海银行总行及南京分行出现挤提风潮，短短十几天内，提出了4400万元，占原有存款总额12600万元的35%。陈光甫让属下几乎变卖了一切可以套现的资产，但仍感穷于应付。

　　情急之下，他向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老朋友张公权求援。张二话不说，即指示总行及各分行给予上海银行贷款和透支，并敦请交通、中央两大官办银行巨头必要时出手相助。

　　一场本可能令陈光甫及其毕生事业遭遇灭顶之灾的风波，终于得以平息。

　　1患难之交

　　陈光甫与张公权（名嘉璈，字公权）关系非同一般，既为江苏老乡，彼此又志同道合，都有改革中国金融业的抱负。陈是镇江人，张是宝山人（今属上海），均系地道海归，陈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业经济科，张则在日本顶尖的私立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1913年底，张公权经梁启超推荐出任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长8岁的陈光甫，已在设于上海的江苏银行的监督（总经理）职位上干了一年多。

　　两人首度合作，是1915年陈光甫筹办上海银行之时。因与新任江苏都督“辫帅”张勋意见不合，陈光甫被迫离开江苏银行，愤而自主创业。经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字馥孙）牵线，他与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任洋行买办多年的庄得之（江苏武进人）为合伙发起人，庄出2.2万元，陈出5000元，一共7位股东，总股本10万元。当年6月，上海银行开幕之日，张公权以中国银行名义一次存入7万元（一说5万元）。这笔活期存款称“堆花”，有同行前来捧场讨彩头之意，按惯例，第二天即可取出，但张一直没动这笔钱，等于变相注入了七成的新股本，后来他本人也成了这家新银行的董事和股东。

　　当时官办色彩较浓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力雄厚不说，私营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股本75万元，盐业银行150万元，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189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家华资银行）250万两银子（约合350万元）。1915年，全国新开业的银行共7家，上海银行因资本规模实在有限，人称“小小银行”。

　　上海银行个头虽小，两位创办人的能量却不小。他们与官僚、地主、买办及前清遗老来往密切，利于广泛兜揽存款。务实的陈光甫秉持“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理念，大小通吃，来者不拒，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人拿100元来要开100个户头，他指示“照开不误”。加上一次大战期间洋货进口锐减，国内工商业繁荣，使得银行存放款业务激增。开业第一年年底，该行结余存款57万元，到1926年已达3244万元，12年间增加了56倍，同期净利润355万元，年均盈利率（资本与盈利之比）达20%以上。而早在1921年，上海银行总股本增至250万元，比最初多了24倍。股东之中，江苏省籍有名的实业家如南通张謇、无锡荣宗敬等赫然在列。

　　张公权既能雪中送炭，陈光甫亦不忘投桃报李。

　　话说袁世凯当政时期（1912年2月～1916年6月），拥有发钞权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袁视作两大“钱袋子”，它们为军政开支庞大而又财政拮据的北洋政府，前后垫资达数千万元。交通银行尤甚，1915年该行近九成半的放款（占同期存款总额七成以上），都借给袁世凯花在做“皇帝梦”上去了。1916年3月，袁氏称帝失败，民心动摇，交行京沪津各分行发生挤提风潮，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见势不妙，下令两大银行全面停兑，更引发金融市场混乱。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宋汉章（浙江宁波府余姚人）与张公权，为银行自身长远前途着想，又自信已作充分资金准备，有意抵制政府的停兑令。身为中国银行董事的陈光甫力挺老友，联手其他董事，以该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宋、张二人的主张，还动用自身人脉，积极争取江苏地方军政要人的同情。

　　一番抗争的结果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安然度过挤提风潮，声誉大振，时年不满28岁的张公权更一举成名。恼怒的袁世凯曾下令逮捕他押解回京，激起舆论强烈反对，不久袁病亡，此事才不了了之。

　　2斗法蒋宋

　　1917年7月，梁启超执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经其力荐，张公权北上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仍兼上海分行副经理）。因时任总裁王克敏（抗战时投敌成为大汉奸）不管具体行务，张得以推行一系列内部革新，重点是逐步压缩官股，大幅增加商股，实行股东会和董事会独立管理，以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到1923年，北洋政府手头吃紧，不得不将所持该行官股500万元出售，只留下象征性的5万元，而商股则超过1970万元，官股商股达1∶400的悬殊比例。此时中国银行名义上还是国家银行，实际上已是商股的天下了。

　　经张公权近十年的励精图治，中国银行业务达到鼎盛。截至1926年底，全行存款32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全国25家主要华资银行存款总额和发钞总额的35%和60%。到了1928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形式上大体统一了全国，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他想将中国银行直接改组为新政府的“央行”，但要求官股重新享有主导地位，且银行名称也得改过来，张公权不愿走回头路，据理力争。

　　据时人回忆，张公权跟宋子文一向不大合得来。宋留美多年，平日满口英文，十足美国人自由做派，他看不惯张公权言行礼节圆熟周到的日式风格。张则以在银行界资历较深（他年长宋5岁，投身银行业更早上十年），也不轻易买宋子文的账，曾在日记中批评宋“少不更事”，搞财政无良策。至此，两人矛盾愈加激化。

　　经过讨价还价，以张公权为首的中国银行股东会和董事会，同意接受新增官股500万元，商股维持2000万元，总部由北京迁往上海。但张公权、陈光甫、宋汉章、李馥孙四位江浙籍人士，占据五位常务董事中的四席，仍掌握实权。宋子文则另起炉灶，于1928年11月成立国民党嫡系的新中央银行并兼任总裁。

　　陈光甫一开始是反对筹设中央银行的，他曾面见蒋介石，建议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行使“央行”职能，他的犹豫态度，代表着民间资本对新兴的蒋氏政权垄断金融的忧虑。后来，陈获指派为中央银行理事，他又向宋子文建言：中央银行应维持超然地位（即财政部长不要兼任总裁），负责宏观金融调剂，辅助一般商业银行而不是与其竞争业务，即真正成为“银行的银行”。后来的现实发展，远超其预想，但他也无能为力了。

　　此后数年，中国银行业务继续发展，到1934年底，存款总额达54669万元，放款41195万元，发钞20471万元，已成为全国最大银行。但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金融大风暴，给了一直觊觎这块“肥肉”的蒋宋一方下手的良机。当年3月，蒋介石与宋子文声称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矛头直指中国、交通两银行，而要解决问题，它们必须“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

　　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资之款。第二天，官方公布任命张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等于下了最后“通牒”，抗争无效的张只好向董事会递交辞呈。随后，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改总经理负责制为董事长负责制，张公权则被逐出常务董事会，只能当一名可有可无的普通董事。中国银行被迫接受官股增资1500万元，总股本4000万元中，官股商股各占一半。

　　心中不忿的张公权不甘屈居中央银行，后经跟他私交甚好的国民党大佬张群（时任外交部长）和孔祥熙（时已接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从中斡旋，才于同年年底转任铁道部长，暂别银行界。这时候，他刚满46岁。

　　3起落无常

　　在中国、交通及中央三大银行均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未能帮助老友张公权击退宋子文的“偷袭”，但依然维持与国民政府高层的紧密关系。从1931年挤提风潮中全身而退的上海银行，凭借陈光甫深厚的政商人脉和灵活手腕，此后几年里又获得大发展。

　　1928年以前，国内七家资本较大的私营银行“南三行”（上海、浙江兴业及浙江实业）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及大陆）中，以存款总额计，浙江兴业与盐业银行交替居首，上海银行通常排名第四五位。到了1930年底，上海银行存款总额达8978万元，高居南北七行第一位，此后它与金城银行（江苏淮安人周作民创办）轮流坐庄。直到1937年6月，上海银行以近两亿元存款稳居第一。

　　随着抗日战火蔓延全国，陈光甫一面将上海银行总部移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又分别迁回上海和重庆），一面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下属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推动土产出口，争取换汇支持抗战。他最重要的功绩是，1938年到40年初代表国民政府与“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艰难洽商借款事宜，共谈成了两笔：一是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二是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

　　熬过了抗战八年的艰难时光后，1946年2月，上海银行总行自重庆迁回上海。但陈光甫发现，尽管自己抗战时为国出力甚多，此时得到政府特别照应，上海银行在沦陷区30家停业的分支行陆续恢复营业，但“政府对金融事业有独占之趋势，商业银行之地位将大非昔比”。

　　战前的1936年，官方“四大行”存款额占内资银行总量还不到60%，战时已上升至80%，战后竟达90%以上。而且它们完全垄断发钞权，手里有的是钞票，放款额也占到了总量的96.5%（1947年6月）。面对如此严酷现实，为私营银行事业奋斗逾30年的陈光甫不免哀叹，这明摆着已由“自由竞争形式转到统制政策”，官僚资本银行“发展其垄断事业之行为，其势难当”。

　　此时的张公权也一度复出，意欲收拾旧山河。1947年初，宋子文因贪污丑闻和施政失当，被迫交出行政院长的位置，由张群接替，张公权受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947年3月～1948年5月），时称“两张经济”。

　　但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任期中，颓势毕现的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反胜为败，财政收入入不敷支，纵使张公权使出浑身解数，亦难力挽狂澜。讽刺的是，为他出谋划策的得力干将冀朝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兼新闻发言人），中共建政后真实身份才曝光：原来是潜伏极深的地下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专门前来“搅局”的。半世英明的张公权受此牵累，反而背上了加速全国经济崩溃的黑锅。

　　4有国难投

　　早在1931年金融风潮期间，陈光甫曾有内部训示，引山西票号依附旧官僚而致崩盘之殷鉴，要求“不可接近官场人物”、避免“转入于政变旋涡”。而他晚年又向老部下反省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纵观其一生行止，可见内心原则与严酷现实之间矛盾冲突何其深也。

　　1949年春，与陈光甫私交甚笃的代总统李宗仁希望他作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陈婉言谢绝，悄然南下香港。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居然收到了作者亲笔签名寄来的《毛泽东选集》，他回赠以自己珍藏的晚清湘军名将胡林翼的一部书信集。毛泽东年轻时一度十分仰慕这位乡里前贤，把自己的字也改成跟胡氏一样的“润之”，细心的陈光甫显然听说过这个故事。

　　此后周恩来曾亲笔写信邀他返回内地，上海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北京开董事会，亦屡次请他出席，据说他表示过愿意回来继续投资，但迟迟未成行。之后，大陆的上海银行比全行业提前三年公私合营（分家后的香港及台北的业务继续经营），他一手创办的中国旅行社也因业务惨淡，于1954年结业（香港分社改组的港中旅则营业至今），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终于明白，什么叫时代的潮流了。

　　中共新政权接收“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后，仍列张公权为董事之一，但他早已出国，先去澳大利亚，后赴美国加州，在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以教书和做研究为业，1958年还出版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形膨胀：1939—1950年的中国经验》一书。他出身名医之家，大哥张君劢是民国时知名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妹张幼仪是诗人徐志摩第一任夫人，自己文笔也很好，故应陈光甫之请，为其撰写传记，陈则不时给他以生活上的接济。

　　这对结交整整一个甲子的“江浙财团”领袖，都得享高寿，活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但他们始终未能叶落归根，无缘亲眼见证中国大地上正在萌动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假如他们知道，曾经长期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资本家”，有一天会在故乡的土地上再度吃香，不知将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