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中国国企改革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今后改革应当坚定市场化、公司结构治理法人化以及股权结构多元化

　　文‖上海国资记者 刘晓翠

　　 《上海国资》:您怎么评价国企改革30多年的成果？

　　 刘纪鹏:我认为中国国企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我们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搞活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的核心环节，国有企业也从当时的普遍亏损到当前的普遍盈利。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中国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之路。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最初是以经营为突破口，利用十年的时间探索国企的经营权改革，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随后衍生到承包租赁，但这条路并不太成功。直至1990年代初期，我们终于开始研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研究所有制，提出了把股份制作为改革的方向。随着各项文件及配套措施的出台，中国的国企改革从此走上了正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一举扭亏，在2000年基本上完成了脱困。国有企业不仅在主业的经营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通过股份制的改造和资本的推动做大做强，2010年国有资产达到数万亿元的规模，十年间翻了几番。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逐步市场化。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以及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探索，为国企的改革提供了基石，而在国企改革的道路上，也可以看到中国改革成功的方法论。从经营权到所有权，我们回避简单的私有制问题，而是探索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在股份制的探索中，从定向职工募集股份，到定向法人募集股份，这些举措都迅速地推进了改革的发展，成功地回避了有关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不必要争论，目前中国的国企改革正在向着现代股份制推进。

　　 所以说，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国企改革所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分不开的，而国企改革的道路恰恰是中国改革最独特、最引人注目、最有创新之处，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俄罗斯走过的道路，用休克疗法，把国有资产变卖，或者去全面拷贝美国两百年走过的原始资本主义的道路。现在中国的GDP高达6.5万亿，而俄罗斯GDP还徘徊在1.5万亿；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大国，俄罗斯仍然一退再退。

　　 应该说，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是大有成就的，未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仍将大有希望。

　　争议国企改革

　　 《上海国资》:但是，近几年关于国有企业垄断和国进民退的质疑声很大。

　　 刘纪鹏:最近这些年，国企改革的速度大大降缓，并没有沿着原来大规模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推进，为什么？从宏观上来看,国企改革动作不大，但是行政审批反而大大加强。我们的政府除了履行裁判员的职责，维护赛场的秩序，还有一个国家队教练员的功能，在履行这两种职能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充当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调控者，解决公平问题，另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控制人，而这两种身份在政府职能改革的时候界定不清。裁判员设定了过多的市场准入，这个民营队不能进，那个外资队不能进，这是政府的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政府设立了过多的行政保护壁垒。

　　 原因何在？因为他们留恋审批，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不满意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些部门越来越强大。你要说国有企业垄断，垄断什么？垄断价格还是资源？价格都是批出来的，国企既无法决定由谁进入，也无法决定价格，关键还是在于审批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说了很多年，但是却从来没动过发改委，今天给中国经济带来阻碍的是以发改委和证监会为代表的审批部门，他们的一个指标就能决定谁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地方政府跑“部”前进，审批部门门庭若市，因为批文决定着资源的分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深入到了企业的所有者，而所有者是政府，政府的职能不转变，行政审批不放弃，而把所有社会注意力的矛盾都转移到了国企身上。不管是国有企业家薪酬过高、贪污腐败，还是国有企业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都在与社会的对立中体现出来。国家体改委的取消和发改委的强化是这些年我们在改革上最大的失误。今天如果要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必须推进到政府职能转变，削减审批部门的权力。所以，市场的准入不是国企设置的，也不是国资委，而是发改委，这个板子不能打到国企身上，这是体制造成的。

　　 《上海国资》:尽管人们质疑国企的垄断地位和效率问题，但在国企私有化问题上似乎还是反对声音占主流。

　　 刘纪鹏:现在出现一些观点，说要消灭国企，从妖魔化国企演变到消灭国企，甚至要将央企的比例压到10%，并且不惜用美国和俄罗斯的分与卖，结果只能造就一个一个超级富豪，我是很反对这个观点的。回眸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通过股份制，通过资本市场，通过阳光的证券化探讨国企的持股比例，这难道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为什么要让退回到私人独资和家族企业去呢？毫无道理！

　　 在最近这些年的国企改革中，政府没有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而是把很多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到了企业头上，所以造成了社会的误解。另外，国资委没有对国企改革的发展进行及时的总结，对于这些妖魔化的舆论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击，所以导致今天的被动。

　　 我们需要的是按照三十年来总结的经验，渐变稳定地进行改革，按照现代法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治理的结构深入下去，以取得能和海外跨国大公司竞争的核心力。

　　 所以，对于国企私有化的反对声音，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并没有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给予明确的回答，没有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也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

　　定位国企

　　 《上海国资》:那么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当起到怎样的功能作用？该如何定位国企？

　　 刘纪鹏:我把中国的国企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公益事业的国企，这类企业是由国家公共预算支撑的，由财政部管，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家都是政府公务员，既可以以国有独资的形态存在，也可以以公司的形式存在。第二类是盈利性的国企，这类企业的考核指标就是盈利，要按照现代公司法人的结构去治理，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他的资本监管就是国资委，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

　　 以公用事业为例，会有三种情况存在，第一种情况是水电气热这种国民经济的基础产品，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要保证人民喝得起用得上，可以把这些暂时放在财政部下面，这些企业的亏损由财政部兜底，亏钱不怕，价格锁定。第二种是市场化，国家通过税收或者财政补贴反哺人民，给消费者社会保障型补贴。这种情况可以定位盈利性的产品，完全靠市场竞争。第三种情况就是由国资系统盈利性企业来做，但是销售的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要按公益的价格去卖，亏损的要由财政补贴给经营企业。

　　 初级起步可从第三种做起，先锁定价格，由国资委的企业去做，亏损由财政部去补贴，以后随着市场环境的完善，我们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转化为竞争品。比如电，就可以分为发输配售四个环节，我们只把输电环节管住就行了，发电环节可以变成竞争环节，竞价上网降低电价，把这些垄断补贴的领域缩到最小。

　　 未来的国企更多的是国资委管的盈利性企业，财政部的公益企业要压缩，所以国有资本的改革要顺其自然地进行调整。

　　 《上海国资》:国资委应该管什么？

　　 刘纪鹏:管整个国有资本配置过程中的战略布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规则的统一监管，包括统计的统一口径，另外还要保护国有资产，避免流失，这些都是监管的基本职责，还有国资资本经营公司的人事，概括起来，国资委的四大职能包括规划、预算、人事和监管，规划把战略布局管住了，预算把钱管住了，让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派人把人管住，监管则把统计和法规、保护国有资产管住。

　　 《上海国资》:出资人的身份与上述监管者的身份是否矛盾？如何解决？

　　 刘纪鹏:我认为国资委牢牢把握上述四大职责便可，让国资委下属的若干个“淡马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去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这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国资委和企业之间的屏障，既能成为保护伞，也是储存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蓄水池，国资委不能成为淡马锡，应该成为管理若干个淡马锡的监管部门。淡马锡的人由国资委管住就行了，不要再管到下面的企业去，可是长期以来国资委一心想当股东，结果导致了今天的被动局面，所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国资委的一身两任这种根本不可能统一的思路转移到构建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还有实体企业这三重系统。

　　 国资委如果成为管辖企业的出资人，以后就无法再有统一的布局和规划监管，今后要搞几个国资委呢？文化产业、金融产业要不要都由国资委当股东，如果都当的话，那全是关联交易，老百姓说你的银行给你的企业去贷款，你解释不清楚的。

　　改革要沿着股份制继续推进

　　 《上海国资》:那您怎么看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呢？

　　 刘纪鹏: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只要国资委不要在前台当股东，守住了监管的大权，考核企业将以营利作为第一目标，那为什么要退出竞争性领域呢？公益的部分由财政部去承担，其他部分既然承认了要盈利，为什么不能在赚钱的领域竞争？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分得开吗？原来电力是垄断，但是现在电力市场又细分了。发电已经不是垄断了，只有输配是垄断，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们连售电也是竞争性领域了，所以说退出竞争性领域是没有依据的，一切以盈利与否作为考核指标，无法盈利便退出，将盈利的钱反哺人民反哺国家，对国有经济布局有利，对增加财政的资金有利即可。

　　 《上海国资》:不少人抨击国企效率低下，您认为国企经营存在哪些问题？

　　 刘纪鹏:国企经营的问题都发生在监管部分，在非企业层面，国资委首先要弄清楚，要把监管和做出资人分开，出资人的监管是公司治理的范畴，国资委必须走出这个误区，中国的国资委是一个特设机构，他对企业的监管是集政府、行业和所有者于一身的监管，这是中国独创的，由于国资委一心想要当股东、想要当出资人，就导致监管不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国有企业家的任命。现在国企的管理者都是组织部任命，但是国企要做大做强，提高生产效率，企业的经营者必须要成为职业经理人，从市场上公开招聘，对员工进行激励，而这个过程应该交给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而不是由国资委来主导，不要给人一种感觉：我们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全都不是专业人员，而是组织部任命的官员。改变这一做法，薪酬和激励的问题也解决了。而如今按照政府官员的级别限酬限薪，国有企业很难竞争得过海外跨国企业。

　　 《上海国资》:今后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刘纪鹏:今后改革应当坚定市场化、公司结构治理法人化以及股权结构多元化。国企改革方向需要探讨一种在新型公有制背景下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这样的对接过程中，国资委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桥梁，探讨国资委的合理定位也非常重要。最后是要把中国的国企准确地进行分类，中国目前的优势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资本集中程度较高的现代大公司的实力，今天我们不要把这种优势当成国有资本垄断的劣势，不要分卖给私人，而是要改造成具有超强竞争力的股份公司，与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去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