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寻找区域经济发展出路

　　——访上海市闸北区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周健

　　要总结原因，我想首先是率先进行转型。闸北区委区政府选择的战略是产业转型和形态功能转型。其二是我们始终坚持了证券化道路

　　文‖上海国资记者 王铮

　　即使是上海市属国资在市场中大手笔腾挪运作仍难掩闸北区国资委的光环。2009年，其在半年内连续两度发起了辖内区级企业借壳上市，动作迅速，一气呵成。资本运作手法亦灵活善变，重组方案多赢得市场肯定。

　　平心而论，作为区县国资，闸北区的先天优势并不出众，上海18个区县的综合实力中，黄浦、浦东、徐汇、长宁等均是其中佼佼者，尤其黄浦和浦东区，辖有多家上市公司。而闸北区自2009年之前尚无一家上市公司。

　　但经历借壳上市之举，其后发优势在区县中已不容小觑。

　　“十一五期间是闸北区国资国企发展最快的时期，”闸北区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周健对《上海国资》表示。他亦承认，闸北区企业主业单一，大部分是房地产业，在经济调整的大环境中，寻找转型的突破和出路非常不易。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

　　《上海国资》：近年，闸北区国资国企发展速度可以说异军突起，其中有什么原因？

　　周健：闸北区自2005年起，发展速度确实比较快。2006年至2010年，总资产增长178.1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5.6%，净资产增长111.29%，年平均增长率为22.26%。这两项指标的增长率在上海市中心城区中排名靠前。闸北区区属国有企业能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中保持发展相当不容易。

　　要总结原因，我想首先是率先进行转型，区级企业的主业不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就是集中于房地产业，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闸北区委区政府选择的战略是产业转型和形态功能转型。

　　其二是我们始终坚持了证券化道路。

　　这两条原则，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情况有多么复杂，我们都没有放弃。

　　《上海国资》：如何理解产业转型和形态功能转型？

　　周健：举个例子。市北高新技术园区的前身为走马塘工业小区，当初是彭浦工业区的配套加工区。作为上海最老的工业基地之一，彭浦工业区当时布满了各种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企业，1992年8月，闸北区经委批准在走马塘建立市北工业新区，规划面积1.26平方公里，当时引进的是粗放型的制造业和加工业。

　　由于粗放型工业企业不适合在上海市区发展，走马塘转型为都市型工业园。这一时期，园区引进了像印刷、电子等低污染工业企业，延续了生命力。但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园区面临着边际效益逐年下降、招商引资困难的严峻挑战。为此，从2003年起，市北高新园区从传统的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变，率先提出了发展2.5产业。2005年，市北高新园区又请专家进行了论证。低矮平阔的厂房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现代服务业需求的办公楼；通过环境综合治理，典型的工业区环境得到改造；酒店、银行和餐饮等服务配套设施陆续入驻园区。最近两年，市北高新集团又从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科技服务业转型，并纳入到了张江高科技园区中。

　　通过不断转型，市北高新园区目前有多项指标在上海市名列前茅——园区综合发展指数在面积5平方公里以下的36家开发区中排名第一；园区单位土地利润、单位土地税收产出强度在全市开发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外高桥；园区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在全市开发区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外高桥和漕河泾。2011年，市北高新园区上缴税收总额达30.5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其中新引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200多家，使园区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80%。

　　《上海国资》：市北高新集团转型比较早也比较快，这是它成功的关键？

　　周健：是的，市北高新集团抓住了发展的脉搏。并且，市北高新园区也有它自身的优势，比如商业成本比较低，但是地段又比较好。园区邻近黄浦区，静安区，但比黄浦区和静安区的商务成本大约低一半左右。另外，市北高新集团很愿意抓住机会，争取政策。比如争取了云计算基地和基础软件园区建设的政策，吸引和集聚高科技企业。

　　当然，现在园区对引进来企业的税收优惠空间不太大，市北高新集团于是着力加大服务力度，高层和中层分工定点服务企业，帮助解决问题，介绍信息等。所以，市北高新集团虽然规模不大，但已经有自己的品牌。

　　《上海国资》：虽然说证券化道路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实现证券化和提高证券化率并不容易。闸北区国资委通过借壳实现两家企业上市，有什么样的经验？

　　周健：通过连续两次借壳上市，有一些收获和经验。一是重视前期的准备，包括前期资产梳理和整合。比如，闸北区在2005年对北方城投公司进行了资产整合，又接着花了3年时间梳理资产关系和资产权属；市北高新集团则早在2007年开始进行了上市辅导。另外，因为壳资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壳资源看似很丰富，但受上市公司信息管理限制，信息来源有限，北方城投在借壳西藏雅砻前，去过四川、湖北、大连等地寻找壳资源。我们的体会是，要获得信息，就要充分依靠市场中介和国资监管部门的信息。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决策程序的规范，否则会增加成本和风险。

　　互惠共赢才有成果

　　《上海国资》：就象您所说，因为区县国资主要是房地产业，那么西藏城投的未来是不是会受政策很大的影响？

　　周健：按照现在的趋势，区一级企业再继续发展房地产业确实走不了多远了。怎么样创造条件转型是对我们的考验。西藏城投也一直在寻找转型的机会。

　　2011年，西藏城投通过获得西藏阿里圣拓矿业41%的股权，从而控制了龙木错和结则茶卡两个盐湖。两个盐湖已探明碳酸锂储量合计380万吨，占国内已探明储量的53%，排名国内第一，世界第三。可连续开发80年。

　　我们预计，5年以后，西藏城投将形成生产规模，盐湖所创造的利润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上海国资》：在借壳过程中，难免信息泄露，这样会引起股价异动，影响重组，但闸北区两次借壳，能看到非常老道成熟的运作手法，事先市场并不知情。

　　周健：信息保密确实比较难。因为在企业整合及重组过程中，涉及的人和事相当多，相当广，比如需要工商、房地局等部门的协调和支持，需要政府各级部门审批等。而政府部门决策往往要集体讨论，参与人员众多，各个环节很难把握信息不泄露出去。

　　但我们非常注意的是，向上级部门汇报和相关部门协调的过程中，只是框架性的总体汇报，不涉及谈判过程的细节。此外，我们将参与重组的人员分成核心层和工作层，尽量控制知情人范围。

　　《上海国资》：远赴西藏借壳，是否会增加成本和风险，毕竟对对方没有充分的了解？

　　周健：选择净壳重组会大大化解风险。有人认为西藏经济发展不快，交通不便利，企业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景。这是片面的。事实上，相对而言，越是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机会就越多，可利用的资源也越丰富。加上目前国家政策对西藏经济发展大力支持，我们也得以顺势而为，收购了两大盐湖。

　　当然，到外地投资，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战略合作伙伴是很难支撑的。以前的西藏雅砻有政府背景，我们借壳后，虽然企业的总部在闸北，但注册地仍在西藏，与当地政府保持了很好的联系，所以能以很好的价格收购盐湖资源；另外，为了开发盐湖，我们引进技术团队，并让他们持股40%，这样对今后产品开发有技术保障。西藏城投未来对锂的深加工将与西安一家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合作。西安的交通比较发达，而且离西藏也并不太远，这是我们选择西安企业合作的原因。

　　现在要总结的话，企业在那么远的地方发展，不能缺少当地政府支持、好的合作伙伴和技术保障，并且要注意合作共赢，这样才能有前景。

　　《上海国资》：闸北区似乎一直有与人合作的传统？

　　周健：对，由于区域环境和资源环境的限制，企业要发展，拓展空间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与人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上海家门口也是这样。我们有的项目，完全依靠自己，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实际上都是力不从心的。所以我们非常注意引入市属大集团大企业加盟我们的项目。我们称之为借鸡生蛋。比如我们苏河湾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上海建工房产、上海电气集团一起开发大宁瑞士花园与上海滩大宁城两个房地产项目，2011年销售成绩非常不错。

　　闸北区以前是老工业基地，企业很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有部分厂房处于非经营状态，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资源。闸北区旗下的大宁集团主动找到上海第一机床厂，租借其闲置厂房，合作改造，成功开发了大宁中心广场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成为高品质的招商载体。

　　《上海国资》：您提到拓展空间，意味着闸北区企业今后将“走出去”？

　　周健：事实上，北方城投借壳西藏雅砻就是一次成功“走出去”的实践。以前，闸北区企业也试图“走出去”过，但很少成功。现在我们“走出去”步伐既坚定又谨慎，要考虑为什么走出去？是否符合国家和当地产业发展战略？是否有能力实施开发？是否有好的合作伙伴。

　　除了北方城投外，市北高新集团正在与江苏南通合作开发园区，南通希望依托市北高新集团多年开发园区的经验和品牌，我们则需要拓展市北高新集团的发展空间，提高品牌影响力。市北(南通)高科技园区占地5.2平方公里，已开始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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