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堂军：金融改革首改监管体系

　　本报记者 赵怡雯

　　在放宽金融发展空间的同时，我们要弄清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这才是金融改革的第一步。”

　　作为第五届日本樫山纯三赏的获得者，袁堂军在日本可谓是响当当的“明星教授”。记者在与这位行事低调、潜心治学的教授接触中发现，袁堂军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是了然于胸。擅于国际比较的他，在看待现阶段国内金融改革时提出，“金融改革首要做的是充分运用发展金融学，在知己的基础上借他人之长，改革金融监管体系”。

　　监管是改革第一步

　　袁堂军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在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如何架构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金融体系。二是如何保证这个体系是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律，并促进其发展的。前者重在市场准入，后者重在监管。

　　传统的管制模式需要放宽，放手让金融企业自由竞争，自我发展。但袁堂军认为，我国金融改革并不是单向意义上的放宽管制，这里务必要警戒的是我国市场尚不完善，信息也远非对称，潜在的市场失灵的概率很大。如果陷入了肆意金融自由化的误区，就如不锄草的庄稼地，良莠具现，比如融资担保行业的乱象就是其中一例。

　　“因此，在放宽金融发展空间的同时，我们要弄清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这才是金融改革的第一步。”袁堂军强调指出，“监管是行政权力的一种体现，而行政资源的配置必须建立在民族利益和国民经济发展之上，应该杜绝某些利益链借改革之机谋取团体、个人利益。”

　　危机提供借鉴机会

　　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尽管危机给不少国家经济带来较大打击，但袁堂军认为这也提供给中国千载难逢的借鉴、反思和决策的机会。

　　“国际金融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究其实质就是放宽和管制的互动过程。”袁堂军举例指出，19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后，监管的重点是防止银行危机和保护投资方，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1980年代以后是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加速过程，最终导致了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的金融衍生品泛滥。因此2008年危机后，各主要国的金融体系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目标是控制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金融脆弱性，维护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2008年以来的危机提醒我们，现代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极易孕育出内生型风险，一旦爆发，代价巨大。

　　袁堂军总结到，“危机前各国的金融管制更多的以金融企业以及消费者为对象，控制违规违法以及保护金融企业的安定性和投资人的利益。而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更多地强调审慎对待宏观经济体系，维护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性。”

　　借鉴还需知己

　　谈到如何借鉴各国的经验和教训，袁堂军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剖析和洞察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

　　“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多元结构、信用缺失、贫困等因素，让往往以自由化市场经济为前提的金融政策频频失效。”袁堂军指出，比如1960年代由国际机构推动的农村信用银行旨在给小农提供低息信用，却因小农以外的信用效率更高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上世纪80年代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推行的农村金融自由化也因无法控制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选择偏好而以失败告终。

　　1990年后，金融领域研究积累了大量可借鉴的成果，包括如何有效利用农村的传统习俗，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以及社区组织来提供辅助的信用保证等，因而我们的金融政策也越来越强调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互补关系。

　　然而，袁堂军认为，目前众多关于金融改革方案的议论中，发展金融学的智慧却体现得并不充分。“管理层在制定金融改革方案需要更加积极地运用发展金融学的智慧，在做到知己的基础上，借他人之长，使金融改革的方向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