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涛：推动经济转型需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新浪财经讯 “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西部战略”国际论坛于2012年6月27日在西安举行。上图为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冯涛：我发言的题目是收入分配与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我们以1998年和2009年经济数据为例，首先我介绍一下研究背景，我们在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前二十年的模式逐渐暴露出，过去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模式，在目前的环境下已经难以为继，但是现在要转变到提高消费和内需拉动这样一个发展模式上需要推动一系列改革才可以实现，目前虽然说重点在于重视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调整，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推进改革，就是政策调整和改革问题有效结合起来的话，那我们现在要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也是不太现实的。

　　自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保增长的短期政策和调结构的长期政策难以兼容的矛盾，如果我们现在出口和投资同时下滑，消费水平短期难以上去的话，那么经济衰退风险势必加大，但是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经济结构失衡矛盾就会进一步加剧，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波动实质问题，我用下面一个例子说一下，我们要理解中国经济波动的实质问题，必须要理解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过去樊纲教授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进入深入研究，过去的研究里面涉及到收入分配这一领域，尤其是纳入到他们研究模型里面去。我们为什么选这个期间，因为这个期间是中国市场化运营初步建立时期，1998年到2009年中国经历一个在市场化条件下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

　　以往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模型里面，大部分用梭罗模型，尤其重视积累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模型基本上都是以经济的长期均衡为假设条件，不能够解释经济的内在波动的特征，所以我们采取的增长模型，我认为这个可以说有效描述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当期的投资会增加当期需求，但是到了下一期这些投资就会通过新增的产能而增加供给，也就是说这一些投资会在下一期投资形成新的产能。为了利用新增产能下一期投资需要更大规模来支撑，更大投资意味着未来会产生更大产能，而且这个产能充分利用需要更大的投资来支撑，所以说这一个机制对中国来讲，这个经济波动有比较强的解释力。

　　现在利用这样一个模型来做一个简单乐观演算，假如说一个社会储蓄率不变，现在保持一个稳态的经济增长率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数据带进去以后，在这个模型里面可以实现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均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情况有所变化，如果储蓄率如果出现变化，储蓄率如果出现实际增长，那么会对实际产出带来哪一些变化，后面在模型里面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我们在推导模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平均储蓄倾向，居民和政府收入比重提高对总的消费率有正的影响，从而对国民储蓄倾向有负的影响，居民和政府消费率提高总体消费率提高，从而对国民储蓄倾向有负面影响。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也影响到平均储蓄倾向，通常来讲高收入居民储蓄率应当高于低收入者平均储蓄率，因此如果居民收入向高收入集中，基尼系数增大，总体居民储蓄率上升，因此导致国民储蓄上升，因此基尼系数对总体居民储蓄率有正影响。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分析可以看到，储蓄率的变化如果引入到模型里面来，经济的情况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96年到07年居民和政府储蓄率的变化情况，这是一个逐渐提高，尤其居民储蓄率的逐步提高的趋势。

　　居民储蓄率提高这个趋势用一个算式带到模型里面去以后，可以看到当储蓄率在逐级提高的情况下，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就发生变化，大家可以看这个模式里出现变化，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也就是说储蓄率的提高对我们整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可以说是影响很大。怎么样消化产能呢，消费率上不去只能依靠进出口变量指标实现，现在把进出口指标引入以后可以看到，现在过剩产能依靠进出口变化加以消化，通过这些分析以后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国这几年发展过程里面，投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相对导致消费水平出现下降。这些数字和中国在2003年到2007年的实际数据比较相符合。通过这个模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波动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当储蓄率逐渐提高，社会收入分配如果不公平导致储蓄率上升，储蓄率上升会在模型里面出现产生过剩，消化产能过剩就依赖于外部，当外部不能吸纳产能过剩问题的时候，内部经济不均衡矛盾显得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09年刺激经济计划之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产能过剩，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从我们分析里面可以看到，收入分配问题对中国经济波动，通过储蓄率的变化数据能够比较间接的反映出来，当前看中国收入分配程度比较低，基尼系数达到4.73，所以收入分配两极化导致消费结构失衡问题比较严重，从6.1%下降到3.5%，96年劳动者报酬占GDB比重过去53.4%，降到41.4%。另外储蓄率也有一些结构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从这个模型里面可以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结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坚定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注重政策调节，更重要的还是要把改革问题结合起来，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们在政策选择上可以考虑大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到农村，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国有企业部分利润，比如对国有经济股权部分全民化问题，调整初次分配关系，加强劳动保障等等，这些东西都能够有利于推进收入分配，从而达到提高消费目的。

　　我特别强调，在中国人来讲，现在收入分配改革都非常大，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根子里面，现在这几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分配社会结构，这是巨大的社会影响，另外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的差距，所以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难度比较大，所以现在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来解决社会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

　　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