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下青年一代

　　近日伦敦骚乱的持续爆发，是欧洲青年一代对现状不满的直接体现。可怕的是，这种不满情绪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编译 朵朵

　　当被问及对欧洲现状的看法时，25岁的西班牙年轻人奥莱格·萨加拉说，欧洲曾代表了他获得工作的唯一机会，但现在却不是了，整个欧盟陷入债务重重危机中，它早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欧洲”了。这种说法甚至得到了85岁高龄的雅克·德洛尔的认可，他说：“对当下的人们而言，这真是他们想要的欧洲吗？”

　　德洛尔是欧盟委员会前主席，他与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前德国总理海尔马特·科尔三人曾是欧盟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德洛尔促成签订了许多条约。放在当今的条件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德洛尔代表了一个时代，那时政客们的头脑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他们以维护欧洲和平，通过改善就业、教育和司法来促进繁荣为目标。但如今，一切都变了，德洛尔等老一辈人设想中的欧洲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冰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甚至意大利都卷入债务危机的旋涡中，欧洲货币联盟越来越像是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正如德洛尔所说，欧洲现在正面临着双重危机，一重是某些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另一重则更加危险，是人们的认同危机。欧洲的一些公民和政治精英，甚至已经不再希望“欧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计划继续实施下去。生活在巴塞罗那、都柏林、雅典、里昂、里斯本等大城市的年轻人，是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他们选择走上街头发泄心中的怒火，企图把对未来的渺茫烧成灰烬，却发现一切都是枉然。

　　失业大潮

　　西班牙人奥莱格·萨加拉不是什么“革命者”，他是个谨慎的年轻人，脸上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眼镜。他曾在蒙特利尔和悉尼生活，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学习过复杂数据分析。萨加拉从没想到自己会参加抗议集会，这种人天生就是干工作的材料。

　　萨加拉坐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广场喷泉前的一块大石头上，一座由帐篷组成的“小城”占据了他身后的广场。年轻人有的坐在帐篷前聊天，有的在晒太阳，还有些在写抗议标语或在喷泉中冲凉。作为巴塞罗那建筑学院系主任费兰·萨加拉的儿子，奥莱格·萨加拉晚上就住在帐篷小城，在街上过夜。白天集会时，像萨加拉这样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成群结队集结，把锅敲得震天响，就像1990年代阿根廷遭遇经济危机破产前当地百姓抗议时那样。

　　西班牙正在遭遇其成为民主国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44%的年轻人都处于失业状态。前不久，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占据了几个城市的中心广场。萨加拉用简短的一句话描述出他们这代人的状态：“人人为己。”

　　“我毕业一年多了。和我一起在巴塞罗那拿到物理学学位的有50多人，只有一个人找到了工作。我能说几种语言，是个物理学家，如今却住在孩童时代的房间里。”萨加拉说，班上有几个人到荷兰和德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对曾经的他们来说，欧洲是一份工作的保障。萨加拉对欧洲的构想并不怀疑。“如果政客不是为了商业说客和特殊利益服务，我们本能取得很多成绩。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年轻人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希望公民有更多参与权，限制银行的权力。一条标语写道：“我们并没有和体制作对，是它在和我们作对。”

　　当然，面临同样就业危机的不仅是西班牙，邻国葡萄牙也同样如此。

　　葡萄牙一度是全球重要的纺织品中心，然而自2004年起，出于对低税率和低工资的考虑，投资商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假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被认真对待，欧盟应该直接对葡萄牙伸出援手，但它并没这么做。如今，葡萄牙只得靠从欧洲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过活，但德国和各大媒体却称葡萄牙正受到“欧洲救援的保护”。

　　当27岁的宝拉·吉尔在里斯本读到类似内容时，顿时义愤填膺。同许多葡萄牙人一样，宝拉·吉尔认为她的国家并没有受到援助，而是被接管了—被一个外国势力接管了。“我们没得到任何帮助，我们正负债累累。”吉尔轻声说：“从没投过一票的人现在正对我的国家和未来施加影响，比如IMF总裁、评级机构分析员，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身材娇小的吉尔曾在英国学习国际关系，她拥有硕士学位，英语非常流利，目前正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当实习生。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当过多少次实习生了，不过至少这家会付给她工资，这可不常见。吉尔说，这份工作每月能挣750欧元，而她每月就要为合租房交300欧元房租。她既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失业保险，而且这份工作只能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目前许多葡萄牙年轻人都面临同样的处境，其失业率高达27%左右。

　　吉尔说，她并不需要一份长久或工资很高的工作，但她希望自己能得到尊重，并且得到应有的待遇：健康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一份有保障的合同。吉尔称，有时她担心自己会落得和妈妈一样的下场：47岁就赋闲在家。“开始，你可以做兼职，因为你足够年轻。然而等到四十来岁时，你就根本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年纪太大了。”

　　拿到学位后，吉尔在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申请过很多工作，她甚至愿意到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去。她发现，找工作的唯一出路竟是离开葡萄牙，这太荒谬了。“你总不能让一代人都移民吧。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多，我们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受教育水平都高，然后他们居然要让我们走。这就是欧洲？”吉尔质疑道。

　　然而究竟谁该为葡萄牙的债务危机负责？谁又该来收拾残局？吉尔耸了耸肩。整个政府都在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一个偶然卷入抗议活动的27岁实习生又怎能知道答案？

　　吉尔和朋友在Facebook上宣布要举行抗议集会，这主意是有人在酒吧喝酒之后想出来的，没人组织过这种活动，他们本指望能吸引来几千名抗议者。然而在3月12日聚会当天，参加的人数却多达30余万。在葡萄牙几座城市中的年轻抗议者显示出这一代人的不满。“我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未来的出路。”吉尔说，葡萄牙的抗议者可能永远也不会像希腊和西班牙人那么疯狂。“那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康乃馨革命的国家。”

　　不久前，吉尔曾见过几位参加过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战士。之前的军官们在里斯本有间办公室，至今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力。“一位军官对我说：我们的革命很容易，我们有明确的敌人：葡萄牙政府和独裁者。你们的对手是谁？”吉尔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自己是在与危机、银行、欧洲和资本主义作战吗？还是和葡萄牙的债务一样，是个数字后面有很多零的抽象概念？抑或是对负债本身或那个数字的反抗？

　　吉尔说，她并非针对政客、民主、欧洲或银行，也不反对当前的体制，她只想能有份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她理想中的欧洲。

　　谋求民主

　　整个欧洲的年轻人似乎达成了共识，他们要发起一次联合行动。吉尔说着，掐灭了最后一支手卷烟，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声音。”这名字听起来像极了政客们计划建立却从未实现的计划—“一个欧洲”。

　　事情不仅是欧洲年轻人放弃了元勋们的理想那么简单。的确，他们曾经从中受益，但事到如今却很难找到支持欧盟继续存在、扩大和发展下去的理由。而欧洲统一之初的口号“不要战争”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目标早已实现。

　　出于对欧洲目前窘境的担忧，朱利恩·博耶等法国人每晚7点都会举着条幅前往里昂的白莱果广场集会。条幅上写着“自由共和”、“让我们愤怒吧”、“民主2.0”之类的标语。30岁的博耶穿着T恤和夹克，头发整齐地梳到后面，像个很有上进心的雇员。然而那只是假象，他穿成这样是为了向里昂市民散发传单，并且让自己看起来不像那种想要颠覆世界的家伙。他是一名工程师，曾在办公室做一份技术销售顾问的工作，却一直对世界满怀担忧。几年来，他只在互联网上透露心中的想法，但现在他选择走向街头。93岁的法国人斯特凡纳·埃塞尔曾写过一本名为《请愤怒吧》的小册子，引发了西班牙的抗议活动，现在轮到它在法国发挥影响了。

　　博耶每天都和愤怒的市民们在白莱果广场度过晚间时光，参加的人数从300到20200人不等，依天气情况而定。这显示了人们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博耶在鲁昂、昂热、里尔、蒙彼利埃等城市都看到了这种诉求。

　　他们坐在路易十四的雕像下召开会员大会，冲着麦克风谈论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东西：与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的愤怒人民团结一致。“民主”一词在他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尽管他们明白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然而当下的生活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晚上10点多，天色暗了下来。正当民主工作小组热烈探讨环境危机、银行的强大势力以及代议民主的薄弱时，另一个工作小组正在维克多雨果路的行人专用区关灯。他们一边关闭霓虹灯，一边在鞋店、旅行社和卖意大利面条的店铺门口留下传单和用粉色粉笔潦草书写的标语。他们认为现在夜晚的灯光太多，节约用电有助于减少核电站的兴建数目。

　　博耶和所有欧洲年轻人一样，提倡分权和公民行动，不设党派。他想要的是最直接的民主，是草根政治，由欧洲人民当家做主。欧盟鼓励共同发展，博耶赞同这种理论，然而实际上那些人却说一套做一套。对他来说，今日的欧洲正与直接民主背道而驰。博耶并不知道全民投票和公民行动能否改变眼前的欧洲，但至少它给在广场和Facebook上集结的人民点燃了一线希望。

　　真实灾难

　　真正的民主是个很大的词汇，博耶深谙其中的道理，而希腊人对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最近这段时间，科斯塔斯·德库莫斯每晚都会去宪法广场，那里相当于希腊的开罗解放广场。“周日我们有50万人。”德库莫斯说，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翼，他对政治压根不感兴趣。

　　科斯塔斯·德库莫斯今年24岁，穿着一双flip-flop鞋子(人字拖)和一件黑T恤。对他来说，有很多事情都比参加集会抗议活动有趣，比如摇滚和摩托车。他的父母支持社会民主党，总是在他偶尔对政治感兴趣的时候向他灌输思想。现在，他每天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场，给参加集会的人讲自由、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德库莫斯的母亲是位图书管理员，目前还没丢了工作。不过，他那卖摩托轮胎卖了20年的父亲，最近却刚刚解雇了三名员工。虽然他没开除儿子德库莫斯，但却降了工资。因此德库莫斯最近改骑小摩托，而不像以前那样骑拉风的大摩托了。17岁时，德库莫斯买了第一辆车Aprilia RS 125，然后又卖掉换了辆更好的……就这样更新换代，一直到几个月前，他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第五辆摩托。打那之后，他的钱只够买一辆小型摩托车。对德库莫斯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一场真实的灾难。

　　德库莫斯的祖父母都曾在德国西部杜塞耳道夫附近的一家工厂当外籍劳工。他们很贫困，但工作却很卖力。等回到希腊时，他们的孩子—德库莫斯父母的日子就好过多了。那个时候，父母的生活似乎总能得到改善，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德库莫斯没有沾到父母的光，生活每况愈下。

　　德库莫斯说他知道希腊已经没救了，他的祖国债台高筑，多到他根本无法想象，破产马上就会来临。但等到那时候，他仍想做个骄傲的希腊人，而不是只能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悠。他从没想过依靠政府，依靠“那帮我压根没投过票的傻蛋”；他也不指望欧洲或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库莫斯看来，她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他说，希腊人从德国人那里购买洗衣机、汽车和交通信号灯等诸多物品。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希腊市场的支撑，而现在德国人却对希腊的债务危机袖手旁观。

　　对于德库莫斯这种宁可走着也不愿被人看见骑小破摩托的年轻人，最看重的就是尊严，他不想被别人当成是傻子。

　　夜晚来了，德库莫斯把flip-flop换成Nike，拿起背包和相机，开上父母的车，去接他的朋友皮斯。他们在车里抽烟，彼此很少讲话。路灯上写着大大的“No”暗示着希腊已经消耗一空。在希腊，红色的“No”字出现在大街小巷，而在过去，人们曾用它来抵抗墨索里尼对希腊的入侵。

　　当像德库莫斯这样的年轻人选择走上街头发泄不满，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关怀和奉献精神吗？绝对不是。他们和欧洲其他年轻人想要的没两样：萨加拉想在欧洲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吉尔不想成为欧洲的二等公民，或是生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控之下；博耶想要一个民主的欧洲，不受官僚统治；德库莫斯想要一辆好摩托，这就是他对欧洲的全部期望……

　　这些年轻人的心声，没有一个与雅克·德洛尔的相同，也没有一个与密特朗和科尔所设想的欧洲相同。在当今的欧洲人看来，这些由政客们制定出的政策曾让很多人收益。但如今世道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不再舒适安逸，所有人都生活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下。于是，意识到自身前途正在受影响的年轻人，开始仔细审视前人的思想，是不是还适合当下。

　　(文：Ullich Fichtner，Jochen-Martin Gutsch，Barbara Hardinghaus，Ralf Hoppe, Juan Moreno，Barbara Su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