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向全球批量出口CEO

　　南方周末记者 陈楠

　　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印度人担任高管的人数只排在美国之后。2009年《财富》500强的CEO(首席执行官)当中，来自印度的有13人，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有2人。

　　一边是移民文化，一边被跨国公司高管们视为证明自身实力的重要战场，印度虽不富裕，但商业文化的发展和反哺却独具特色。

　　最近风头十足的两家世界500强公司的CEO，都出身印度。

　　一位是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标准普尔公司总裁夏尔马，印度媒体很自豪地宣称“印度加克汉邦男孩撼动了世界”。不过，2011年9月12日，他按照原计划离职了。

　　一位便是以125亿美元天价委身谷歌的摩托罗拉移动之CEO桑杰·贾。

　　印裔CEO正成为全球企业中的一道风景线。夏尔马和桑杰·贾之外，百事可乐、花旗银行、联合利华、Adobe公司的CEO或前CEO都是“印度制造”。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财富》500强的CEO当中，13人来自印度，只有2人来自中国大陆。印度人在全球知名企业中担任高管的人数仅次于美国。

　　是什么原因让印度——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邻国——成为了一个盛产全球高管的大国？

　　“什么时候能越过这片海”

　　在中国背语录、喊口号的年代，印度中产阶级在向下一代描述世界的全貌；混合型经济成为印度崛起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宝洁公司亚太区“联系+发展”总监埃西·恰特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在印度政府或公司的驻外办事处工作。1984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英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印度分公司做工艺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孟买的海边，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寻思着“什么时候能越过这片海”。

　　恰特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许多像他一样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度人，年轻时都有着“离开脚下的海岸，前往新的地方”的梦想。“据我所知，我的大学同学有一半左右的人出了国。”恰特吉回忆道。

　　1947年，印度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独立。不过，印度并没有闭关锁国，而是保持适度开放，资本主义也没有从这个国家消失，米塔尔钢铁、Tata集团等如今世界知名的印度企业在当时留存了下来。虽然受到配给额度、生产许可等计划经济制度的掣肘，但私营部门在当时顶起了印度经济的半边天。也就是说，印度运行的是“混合型经济”。

　　和同时代的中国一样，在政府部门工作，俗称“铁饭碗”的印度人可以享受稳定的薪资、舒适的工作和住房。1960年代，印度的公职人员中逐渐发展出中产阶级。

　　在中国人背语录、喊口号的年代，印度部分中产阶级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另一个机遇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要将印度打造成工业强国，他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模板，建立印度理工学院(IIT)，培养出大量制造工业产品的工程师。1974年，印度开始对外出口软件，大量编写软件的工程师被派往国外。

　　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中国执行董事阿都尔于1964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学者家庭，他的父亲是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曾以老专家的身份访华，并先后将五卷《毛泽东选集》、四卷《鲁迅选集》和《西游记》翻译成印地语，其母亲则是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印度播音员。阿都尔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他从小就受到有过出国经历的父亲的叮咛——要有国际视野，要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13岁时他随被派往印度驻华大使馆工作的父亲来到中国，至今已在中国呆了三十多年。

　　和阿都尔有类似经历的印度人还有很多，他们在童年时期就知道“全世界还有很多穷人没有饭吃，而美国的帝国大厦直插云霄”。即使像摩托罗拉移动CEO桑杰·贾这样出身贫寒、家中甚至没有电话的人，都对“国外”心向往之。

　　自降三成薪酬到印度任职

　　1990年代，投行需要给派驻印度分公司的高管多出30%的薪酬，才可能找到愿意去印度的人。现在，很多人愿意自降薪酬30%以换得去印度工作。

　　恰特吉和他的同学们离开印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远离腐败。1980年代，如果要使用国营的临时紧急电话服务，印度人需要付一笔比“官方费用”还高的“官方额外收费”。商业方面的腐败更甚，许可证和配额制度让一项正常的商业申请需要得到最多八十多个部门的许可，总共盖八十多个印章。

　　1985年，恰特吉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很多工作小组里都有女同事，这让他十分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女性领导者，这不稀奇，但未婚男女在印度是不允许在一起做事情的。”恰特吉说，国家之间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的社会规范对于初来者确实是道难关。

　　事实上，那些没有出国的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失去太多。1991年7月，由于国营企业亏损严重、政治腐败猖獗，时任印度财政部长的辛格废除了规章红宝书里的部分条款；印度“改革开放”开始了，曾受到压制的印度本土企业从此得到迅速成长；而这段时间恰好也是“全球化”力量扩张的时期，跨国公司大量入驻印度市场。

　　印度宪法规定“迁徙自由”，没有地的农民可以在铁路、公路或城市里找一块国有的土地，搭一个棚子当家。人一旦聚集起来，就成了贫民窟。尽管如此，2006年后，印度GDP一直稳定在8%以上，堪称“印度速度”。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11月6日到达印度孟买进行访问，迎接他的是摩天大厦和贫民窟的综合体。

　　能否掌控印度市场成了大多数跨国公司考验高管的题目，同时如何妥善处理好复杂的民族、宗教、政治等问题也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实力。1990年代，投行需要给派驻印度分公司的高管多出30%的薪酬，才可能找到愿意去印度的人。现在，很多人愿意自降薪酬30%以换得去印度工作。

　　“在印度工作的经历，在很多领域已经成为一张值钱的名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南亚项目执行主任拉斐奇·多萨尼在其撰写的《印度来了》一书中写道。

　　“无论去哪里，你都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联合利华前高级总裁文迪·邦加说，印度生活是他人生的磨刀石，锻炼了其适应能力，而这是跨国公司高管应对新市场和不确定因素所必备的能力。

　　“创造个东西，解决它”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印度都允许多种思想共存，这制造了点麻烦，但也激发了印度人的创造力。”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考虑起用有海外工作或留学经历的印度人，因为他们了解印度情况且管理水平一流。“2003年以后我们发现，一些在美国的印度工程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可以把他们重新派回印度。这样我们在印度不只是卖产品，还可以完成项目的一部分。”前雅虎用户技术部门执行副总裁温卡特·潘卡帕克森表示。

　　“印度确实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但这不是完不成工作的借口。”阿都尔告诉记者。有一句被印度人挂在嘴边的俚语“Jugaad”，意思是“节俭创新”。

　　当文迪·邦加还是联合利华印度分公司的职员时，他被要求向农村妇女推销联合利华的产品。没有多余的钱做广告，他雇了印度妇女作为自己的经销商，再贷款给她们购买联合利华的商品，让她们把东西卖给社区里的其他人。在“双赢”(win-win)一词还未成为管理界的热门词汇时，文迪·邦加一边为联合利华建立起新的销售渠道，一边解决了一部分妇女的就业。

　　文迪·邦加的弟弟阿贾伊·邦加在成为花旗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和万事达CEO之前，曾在1980年代的印度为雀巢卖过巧克力。印度是高温国家，但却缺少电力设备，离了大城市的冷冻箱，巧克力只能化掉。阿贾伊接到任务后用一种特别设计的冷藏车，组成了一条冷冻供应链，将雀巢巧克力送往各个村庄。同时，阿贾伊还要求给各个销售点安装发电设备，为雀巢巧克力打开市场。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印度都允许多种思想共存，这制造了点麻烦，但也激发了印度人的创造力。”阿都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看过电影3 Idiots(中文译为《三个傻瓜》)吗？印度人就像里面的男主角一样，有了问题，创造个东西，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