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政治抱负：法国视角

　　2011年，欧洲央行理事会发生了一连串人事变化。2月，公认的欧洲央行行长继任人、德国联邦银行前行长阿克瑟尔·韦伯辞职。接着，9月，理事会中的另一位德国鹰派人物于尔根·施塔克辞职。两位德国银行家都因反对欧洲央行违背原则的“证券市场计划”，成为理事会中的异见者。他们的辞职，标志着欧洲央行内部的短暂分裂。

　　“证券市场计划”是什么？2010年5月10日，经过欧元区各成员国财长与德法两国领导人的轮番轰炸，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宣布，将购买公众和私人债券，以恢复债券市场的功能。《里斯本条约》严禁欧洲央行资助欧盟国家，严禁它接受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指令，同时严禁各国政府对央行施加任何影响。随着“证券市场计划”的推出，欧洲央行自立行之初确立下的超然于成员国之上的独立性原则，至此向国家政治做出妥协。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已超过7%的警戒点，若仅以自由金融市场的逻辑判断，欧元区正处在解体边缘。欧洲央行此举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改善陷于债务危机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财政状况。虽然央行试图自圆其说地将自己的购买行为限定在二级市场，但它用心良苦地将借贷的证券担保门槛调至高风险的希腊国债标准，又以超低的利息，引导受惠的银行用这笔钱去投资欧元区债务危机国利率已经很高的政府债券。

　　到了2011年底，欧洲央行内部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新使命已无争议。11月，央行理事马里奥·德拉吉继任行长，他很快进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向欧洲的银行系统注入了规模巨大的信用：它以1%的低息，向欧洲的523家银行提供为期3年的、4890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元13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在这个时间前后，意大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国债总额以平均每周80亿欧元的速度增长，12月达到大约2200亿欧元，不断需要融资。欧债危机由此从欧元区边缘蔓延至核心地区，法国的最佳信用级别开始动摇。欧洲央行试图保证，所有银行在2012第一季度债务到期时，能够有足够的现金支付高达2000亿欧元的账单，还能够向国民经济提供贷款，使本已增长乏力的经济在这还债关节点上不会被窒息，同时还希望缓解主权债务压力。此时，欧洲央行发生的人事变动，不过是国家意志的进一步体现——央行意大利执行理事洛伦佐·比尼·斯马吉在贝卢斯科尼的压力下，宣布离职，以应萨科齐的要求，为法国候选人腾出位置。

　　“欧洲央行所采取的此长期再融资操作，实质上正是一种量化宽松。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轮，规模已达到1万亿欧元。”法国前瞻性国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货币经济学家阿涅斯·贝纳西－盖雷(Agnès Benassy-Quere)如此告诉记者。1万亿欧元，法兰克福的手笔之大，规模足以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媲美。而美联储的印钞模式，时至今日，仍是欧洲大陆银行家所不齿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一部分——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包括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与“大通胀”的经验总结，决定了欧洲央行仅以价格稳定为唯一目标，而不寻求像美联储那样，为政治家实现就业等其他目的。欧洲大陆仍试图认为，自己还是独善其身——“不，欧元的量化宽松与美元、英镑的量化宽松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个有期限的、与私人投资者的贷款协议，而且有数量限制；3年到期后，便会自动退出。而后两者是财政部直接介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既无时间、也无数量限制。”阿涅斯向我们解释。

　　然而，危难之时，欧洲政治家的意志最终超越了欧洲央行的行为准则。而这一强大的政治意愿是：“欧元区绝不能解体。解体一旦发生，就是欧元和欧洲一体化政策的重大历史性失败。”“我们从未对欧元产生过疑问，更从未想过放弃希腊。”法国总理欧盟事务顾问皮埃尔·海伯伦(Pierre Heilbronn)这样向我们描述巴黎决策圈的共识。“放弃欧元，就等于放弃欧洲。”总统府办公厅亚洲大洋洲事务顾问皮埃尔·雷金特(Pierre Regent)也对我们说。欧元与欧洲大陆自“二战”结束以来，臣服于超级大国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寻求重回历史中心的梦想密不可分。诚如比利时前首相居伊·伏思达(Guy Verhofstadt)所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提出的建立超国家银行的多边世界构想被华盛顿否决了，美元成为战后贸易结算的基准。至于欧洲大陆，由于在战争中经济受到如此大的削弱，以致在布雷顿森林谈判中未能发挥任何重要作用。它只是被动地眼看美元和美国夺取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如果不是一小部分欧洲政治家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欧洲可能会继续被柏林墙和铁幕分割。这些欧洲政治领袖心里明白，欧洲民族国家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统治世界舞台近两个世纪之后，欧洲只有把力量团结起来才能看到前途和发挥影响。”“如果没有欧元，(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将在欧洲引发货币大幅度贬值和急剧缩水。倘若没有建立欧元区，难以相信在瑞典克朗都无法抵御的情况下，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奥地利等国的原来货币能经得住金融风暴。须知，瑞典的公共财政比欧元区大部分国家健康得多。2008年，瑞典财政获得了1.5%的盈余，公共债务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5%。相比之下，意大利财政赤字则达3%，公共债务达106%。尽管如此，瑞典克朗还是贬值了，意大利却没有货币贬值，这应该归功于欧元。欧元表明，只要从欧洲层面行动，我们就能更好地武装起来。”欧洲央行具有政治意味的决策，确给已被降为垃圾级、无力在金融市场筹资的希腊吃了一剂定心丸，维护了欧元区的完整。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并推翻一连串多米诺骨牌的历史覆辙，在大西洋彼岸似将不再重演。

　　尽管如此，国家与市场空间的错位，仍将潜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内部。2011年11月，时任希腊总理潘帕德里欧决定对第二轮欧盟救助方案进行全民公投，以确定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他试图体现，“民主的政策高于市场的需求”。就在这耗时的政治程序尚未启动之前，市场波动已经在几分钟内以股市大幅下滑做出了回应。最终，希腊不得不在法德领导人的压力下放弃公投。12月，当德法提出修改《里斯本条约》，加强财政纪律，并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之际，英国以维护本国预算主权和保护伦敦金融圈为由，一票否决。德国整顿欧元区财政秩序的雄心由此受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多米尼克·戴维(Dominique David)这样向我们概括：“27个国家(很快将变为28个)共识的决策办法，在上世纪90年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已确立。但这种缓慢的决策模式已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在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货币联盟内部，各国无法通过简单的汇率工具——本币贬值，来调节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2008年，遭遇其经济史上最沉重金融危机打击的冰岛通过本币贬值，极快地恢复了经济地位。而欧元区国家只能选择财政紧缩和通缩(比如降低工人工资)组合来解决。希腊的一轮轮街头抗议和骚乱已经衡量了紧缩与通缩的政治成本，而这一政策的经济代价，如购买力与投资的减弱、经济衰退和失业，则会随时日凸现。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德国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辛恩曾估算，迄今唯有爱尔兰成功调解了相对工资，在过去5年中，将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下调了16%，而希腊必须要下调31%才行。2011年，据经合组织估计，西班牙第三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了1.3%，德国下降了0.3%，然而，整个欧元区的劳动力成本却上升了1%。

　　当欧洲民众为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而忧惧时，政治精英们非常懂得，这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资本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寻求最低成本的必然逻辑。“随着中国工人要求涨薪，法国企业现在已开始转向，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越南、白俄罗斯、孟加拉国与马达加斯加，其目的地不一定再是中国。”法国《解放报》资深记者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对我们说。但不可避免的是，欧洲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被巨额贸易逆差的累积所打破，最终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债。缺少就业机会的年轻人在与祖父辈辉煌的对比中愈加深陷绝望。“直至50年前，200多年的殖民史，使欧洲国家享受着殖民主义、贸易和生活水平的强势，但如今，这一切已经被新的全球化推翻。虽然欧洲在科技文化上仍居于领先地位，但却无法像50年前一样，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所获得的利益来为公民的高质量生活提供保证。”多米尼克·戴维说。正因如此，“年轻人不再记得，欧洲建设对于70年无战争的和平状态与欧洲经济繁荣的意义”。

　　然而，欧元仍承载着一种希望。2008年，欧洲政治家在全球化遭遇的第一场危机中，看到历史转折的机遇。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外交顾问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rdrine)曾在其《面对超级强国》一书中提到，当欧洲大陆在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后擎起多边主义复兴的旗帜时，国际社会并不热心。直到以低利率贷款为基础的美国增长模式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欧洲人才看到了终结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的可能与多极世界的萌芽。欧元就是这多边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它的抱负，是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霸权，而它所依托的模式，是在民族国家与市场的空间中寻求统一的表达。阿涅斯·贝纳西·盖雷如此告诉我们：“5年后，如果欧元仍然存在，它将建立欧洲债券市场，发行欧洲债券。”这一市场将最终推动欧元成为世界储备的新货币，从而“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债券市场抗衡的欧洲债券市场。只使用美元的世界货币经济是不可靠的，而目前，最可能成为美元替代性选择的，就是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