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吃上放心食品则是政府的法定责任。如果政府未能阻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政府就是失职，就要被问责

　　食品安全问题最近又引起了社会从上到下的高度关注，诚如温总理所言，要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

　　诚信和道德之于市场和企业的重要，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已剖析得明白无误，并被资本主义的实践充分证实。企业之所以要有道德和伦理，并不在于其能直接产生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它能够帮助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

　　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道德的社会，那时对一个商人的最高褒扬，谓之"儒商"。儒者，不仅说的是这个商人有知识，有本领，更在于这个商人讲道德、有担当，诚实守信，具有一种造福社会的情怀。历史上以地域为主要划分依据的商帮，如晋商、徽商、潮商、浙商等，之所以被后世称颂，除了他们在商业上开创了一番事业外，就在于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实践了儒商的品格。

　　但今天，儒商的品格在大多数为商者那儿已成为一种稀世珍品，取而代之，充斥整个社会的，是投机取巧，奸诈使坏，不负责任，轻视健康，漠视生命，简言之，一切都为利润而来，为了利润，敢将一切社会道德踩在脚下。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企业道德的大面积溃败，又进一步弱化社会的道德和信仰基础。因为在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社会里，为商者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社会道德的灵魂和核心，它引导和塑造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和伦理，有什么样的企业道德和商业伦理，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两者互为因果和支撑。

　　分析中国企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一个重要原因与转型期社会出现的价值真空有关。对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舶来品，传统社会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但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社会进行艰难转型。时至今日，这个转型并未完成。在转型中，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则还未形成。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形态上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大家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知根知底，因此商品的交易用不着契约。但是，改革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纳入到了一个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体系中，商品交易范围极度扩大，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已经不能适应这一要求。而在一个互不认识的流动社会里，如果国家采用经济刺激的方式鼓励人们致富，可与此同时，对经济刺激的负面作用没有约束或不能有效约束，那么，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

　　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和商人要承担市场道德滑坡的全部责任。如果这样，也就太夸大了商业的作用。市场道德的构建虽然有赖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与自律，但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言，政府的一言一行，政府监管的方式，对市场中的企业和私人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故政府若带头破坏法律，不严格执法，或者为了某种原因庇护违法企业，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市场，企业也不会去遵守道德与法律。

　　从此一角度看，与其把诚信和道德看作是企业和市场的问题，不如看作是政府的问题更恰当，更能对症下药。至少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须负的责任一点儿要不比企业少。因为要企业不准造假只是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但让人们吃上放心食品则是政府的法定责任。如果政府未能阻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政府就是失职，就要被问责。

　　在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上，目前的问题在于，由于监管者和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的有效性和公信力不足，使得政府的监管往往滞后。除此外，在厂商、产业利益和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政府也往往不能把握好两者的平衡，重前者而轻后者，致使问题发生后得不到有效查处。

　　理念而言，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保护与食品安全、百姓的生命权的关系处理上，后者应该也必须大于前者，这才是以人为本的表现。但对于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来说，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是看得见的政绩，才是政府优先关心和考虑的事项，这就势必使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发生"扭曲"，从而对食品的监管，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在问题食品出现前，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干预正常的监管，使得监管流于形式；二是在问题食品出现后，又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奶粉行业，在"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国内很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都牵涉其中，如果全部严惩，肯定会打击整个乳品行业的发展，所以在保护民族产业的借口下，除了始作者三鹿民愤太大外，其余的都轻轻放过。当前的双汇"瘦肉精"事件也一样，在地方的力保下，企业最终安然渡过危机。

　　当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实际被监管者漠视时，它给企业就传递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即只要企业做得足够大，成为地方的利税大户，或跟政府搞好关系，即使出了事故，也有政府在背后兜着，从而无形中放松了自我监管。

　　所以，要让人们吃上放心的食品，要让企业有道德血液，就必须有对问题厂商、问题产品严惩不贷之决心，没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一切都枉然。这就需要政府在平衡和把握经济发展、产业保护与人们的生命权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只考虑经济发展、政府收入，还须将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放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并以此去考核官员。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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