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巨额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持续增加国内通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我国目前采取的“汇入结汇松、汇出换汇严”的管制状况，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会使外汇储备下降，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目前关于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学术文献综述和国别研究很多，在IMF和NBER的网上下载很方便；中文的文献也很多，我评审过此题目的博士论文和社科基金研究成果有十几本；90年代，中国金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好几本IMF此课题的研究报告。所以，我们现在的发言，要基于阅读过这些文献的基础之上，讲自己的观点，但不一定原创。

　　一、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充分条件。所谓四大条件：即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的金融监管，较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稳健，我国目前都已满足。首先，在对内对外口径上我们要避免逻辑矛盾，即在汇报工作或国内宣传时说很好，没问题，但在国际场合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这条件不具备，那不健全。其次，一国本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需要充分条件，学术理论逻辑和国别案例都没有定论，IMF有许多文献证明。假设需要充分条件，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波兰等在宣布可兑换时，或者现在，主要条件都不如中国。经济学逻辑是，政府承诺要比客观经济条件重要的多。在许多国家，就是政治决策。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1993年8月，在北戴河，国务院组织各部门讨论人民币汇率是否马上并轨问题，人民银行、外贸部和计委都认为条件不具备，需再等几年；而体改委认为不存在充分条件，可以并轨；当时的朱副总理拍板，决定1994年1月1日并轨，汇率定为8.7元人民币/美元。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到200亿美元，金融次序混乱，宏观经济环境也不好，但这决策后来证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效果很好。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与起草了，可以参见楼继伟的回忆文章。1996年我国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承诺履行IMF章程第8条款。在这种情景下，政府主管领导承担政治风险，这是问题的关键。

　　二、本币的完全可兑换本来就是本国公民的应有权利。人类几百年以来本币就是完全可兑换的，每个人的合法财富选择什么货币资产形式，投资在什么国家的市场，本来就是他的自由权利之一，是全球范围内公平公正的体现；上世纪50年代才出现外汇兑换管制。资本项目的兑换管制，对本国居民福利肯定造成损失，因为限制了许多有效益的交易，福利经济学定理已证明这一点。作为一国政府，在兑换环节限制本国居民到外国投资，也限制外国居民买本国的资产，是不公平的，属于权利剥夺。从民生角度看待资本项目可兑换，也许思路就不一样。例如，父母去世，孩子已经定居国外，获得遗产存款，我国就不让兑换外汇，需“外管局批准”。个人到国外投资创业，超过五万美元，需严格批准。如果我国准许私人境外投资的兑换不受审批，可能带动大量我国居民的境外就业，也许外贸和“走出去”投资格局会大变化。在所有支持“走出去”的政策中，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效果最大，要相信中国人的创造力。没有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大陆中国人为主导的国际大公司不会产生，许多富人企业家就只能选择投资移民外国。我国与若干国家已签订自由投资协议，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却不可兑换。我国限制外国居民投资人民币资产，而外国不限制我国居民投资，这也不公平。OECD国家就不允许这样。所以，我国资本项目的管制，也隐含着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

　　三、行业和交易的监管不能依赖于资本项目兑换管制。行业和交易的监管包括反洗钱、逃税、反腐败、购买资源、国有资产流失、金融机构监管和资本市场监管等。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我国这么严格的外汇管制也没能制止贪官外逃和财富转移，据说有总额达上百亿美元。这就如同贪官外逃不能责怪航空公司。再例如，我国现在利用外汇兑换管制来管理企业境外投资，投资项目先报发改委审批，然后外汇局审批，商业银行予以兑换汇出，这实质是利用汇兑管制来监管境外投资。个体户利用自己的钱要买外国的企业，只要对方国家不限制，商业银行应该马上兑付，这才符合公平原则。又如，美国、欧洲国家资本项目是完全可兑换的，但对外国机构持有本国大型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公司的股权比例、董事资格及行为约束、业务分类许可等都严格监管。研究表明，外汇管制最早是在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实施的，而市场经济国家，外汇管制要少得多。

　　四、在全球化和互联网交易情况下，资本项目兑换管制的有效性很低，只能管住老实人。规避资本项目管制的手段很多，如贸易品和服务价格转移，境外设立公司对倒，境内外货币互换，全球第三方支付网络，在境外买卖国内资产等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和便利。如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公司20多亿美元贷款，在境外很容易就获得，宣布后外汇局才知道；很多中国个人买华尔街的股票，买澳大利亚的房产，外管局无法统计；一个软件设计出口，价格可以是一万美元，也可以是一亿美元，公允价格难以确定。原来是资本外逃统计不清，现在是资本流入统计不清。我看到外汇局网站有好几个处罚的案例，最搞笑的是某外资公司动员100多员工个人购汇，也被罚了。这使我想起1998年的一个案例，某私营企业开后门通过人民银行的关系购汇近1亿元美元，该企业老板以“骗汇罪”差一点判无期，我当时对外汇局长表示疑问，人家用自有资金，以国家规定汇率买美元，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不应如此重判。要是今年，此人会受外汇局鼓励。继续实施这样“人海”监管，外汇局要增加到10万人。在联合国宣布制裁利比亚以后，我看了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一整版的特刊，专门描述利比亚领导人的金融资产分布和相关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国家冻结其资产的路线图。这说明，在现代国际金融体系条件下，运用现代化手段，完全可以针对个案采取措施，不需要普遍的汇兑管制，否则成本很高。

　　五、资本项目兑换控制有利于中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有利于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对此，蒙代尔和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有证明，易纲也有相关论文论述。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无论是数量调控或利率调控，都将更为有效；汇率波动风险，也没有部分媒体宣传的那样不可克服。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与承担国内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是类似，都是价格风险。这几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也表明，国内企业和个人，承担汇率风险的能力有很大改善。文献证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本国通货膨胀无相关性，即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国内通胀压力。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巨额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持续增加国内通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我国目前采取的“汇入结汇松、汇出换汇严”的管制状况，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会使外汇储备下降，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六、热钱流入问题。这是目前担心和反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流观点。热钱主要关心汇率和利率水平，涉及数量和价格的平衡，政府不宜把外汇管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热钱流入是临时性的，可以实施临时性监管，如引入托宾税和其他对冲工具，但不能用长期管制来对付临时性的冲击，否则得不偿失。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允许外汇完全自由流动，没有任何资本兑换管制，地方这么小，金融业发达，都不怕大量热钱进出，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对付热钱方法很多，香港1998年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文献可查。

　　巴西的政策，对我们具有参考意义。去年10月，巴西政府启动“托宾税”，对进入其国内股市和购买固定收益基金的外国财经网资本收取2%交易税；今年1月，巴西政府又规定，凡在外汇市场建立超过30亿美元空头头寸，必须将额度60%资金存入央行，以限制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3月，巴西政府宣布，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和国际债券发行征收6%的金融交易税。

　　七、资本外逃问题。如果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人担心大量私人资本外流。这实际上是伪命题。资本外逃实际就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反义词，没有资本项目管制就没有“资本外逃”。非法所得外逃，兑换限制不起作用；合法资本境外投资，取决与境内外投资条件、产权保护程度、汇率、利率等要素，符合我国“走出去”方针，是应该鼓励的。

　　八、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利于国内金融业和企业的风险管理。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后，有涉及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可能面临汇率、相关产品、境外投资和交易对手等方面的风险，这没什么可怕，各种风险管理技术都可以用，金融机构和企业自己会规避风险，不应由政府管制替代。非洲很多落后的国家，都没有外汇管制，那里的银行和企业都能主动实施风险管理。

　　九、资本可兑换与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没有相关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取决与国内的金融监管，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关系。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危机，有些机构破产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曾出现技术性破产(资不抵债)，都完全是国内原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金融机构损失不大，不是因为外汇管制，而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很盈利，国外资产很少。如果某商业银行境外资产多，损失相对就大。

　　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序问题。按IMF的分类，资本项目有43个子项目，我国目前状况是：“可兑换”的只有8项，“有较少限制”的11项，“有较多限制”的18项，“严格限制”的6项。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简单规则是先开放长期资本项目，后放开短期项目；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证券投资；先债券，后股票，再衍生产品；先机构，后个人；先100-500万，再大额，等等。这里最有争议的问题：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孰先孰后，其理论基础是“利率平价”论，我觉得可以试错，利率先维持现体制，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有什么变化，再研究对策，实际情况也许没这么复杂，而且国内可对利率采取灵活的管制措施和市场调控手段。

　　十一、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阶段。我国在金融机构方面和金融市场建设方面的改革基本完成，而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三件事情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至今没有取得最后突破。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新制度变量，就像当年汇率并轨和加入WTO一样，对今后10年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会起到历史性作用。我很希望本届政府能完成这项改革。

　　十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现在许多场合都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如人民币作为外贸结算货币，作为国际投资的资产货币，加入SDR，作为外国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外国公司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股票，香港实施人民币标价IPO等，实际上这些措施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同等范畴。也就是说，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我们现在试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限制的同时，又推进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两全其美”的路走不下去。

　　(谢平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副首席投资官，全文系2011年4月20日谢平出席中国金融学会专题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