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仅仅就交通工具本身进行改革，包括近年比较普遍的公车货币化、公车社会化、公车集中管理等等，显然是避重就轻，治标不治本

　　□陈荣平

　　实践证明，公车腐败并非公车管理的规章制度缺乏，而是执行不力。究其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权力凌驾于公车规章制度之上，可以说，公车腐败是权力腐败在公务用车方面的折射。为此，公车改革必须在完善用车管理制度的同时，严厉执行反腐倡廉的有关政策和法规。

　　只要公车使用者没有受到刚性约束和有效监督，所有改革方案都不能达到降低行政成本的根本目的

　　公车问题的本质在于公车滋生腐败，说到底是公车使用者廉政意识淡薄，认为，私用公车、有条件换新车不同贪污受贿，没有构成犯罪——— 这种错误认识是当前公车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认识公车问题的腐败性质，才有可能进行有的放矢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公务用车已经成为每年吞噬两三千亿元公款的重要腐败区域，而且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在逐年递增，相当于GDP增长的两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国的政治、行政和法律框架中，不乏公务用车的各种法律法规。为此，如果我们仅仅就交通工具本身进行改革，包括近年比较普遍的公车货币化、公车社会化、公车集中管理等等，显然是避重就轻，治标不治本。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不是缺乏科学的改革方案，而是现有的改革方案难以执行。究其根源，是我们的公车改革和管理还游离于反腐倡廉的体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施公车社会化或者公车集中管理，手上掌权的公车使用者照样可以使用该车、使用同样的司机，司机以及公车使用者的家属照样可以继续使用其车，每万公里的成本一样会高出社会车辆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同样道理，官员被提拔之后换新车、配新司机致使公车超编、家属用车、司机用车、运行成本畸高等现象，照样大行其道——— 只不过是用车的手续发生了变化而已。可以说，只要公车使用者没有受到刚性约束、没有有效的监督，那么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只是改变了用车的手续，而没有达到降低行政成本的根本目的。

　　杜绝公车使用者的权力腐败是解决公车腐败的根本出路

　　鉴于此，杜绝公车使用者的权力腐败是解决公车腐败的根本出路，在公车改革过程中有效导入反腐倡廉机制，在公车改革同时高扬反腐倡廉的尚方宝剑，致力于公车腐败的治理。相反，如果继续停留在公车改革方案的设计上，那么无论是货币化、社会化抑或是集中管理，也无论是哪一位伟大天才设计出天衣无缝的改革方案，只要没有反腐倡廉的坚强后盾，那么公车改革最终的结局与命运必定是“涛声依旧”。这是因为，公车腐败在法律法理上都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对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取消公车或者化公为私，而是针对公务用车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科学管理，包括明确使用条件、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确保公务用车的确用在公务上，而不是耗时费力地研究制定什么万全的改革方案，更不是借口市场化、社会化推卸政府对公车拥有和管理的责任。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改革方案只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完善。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有效的法治相配套，设计再好的改革方案都是难以执行。

　　打卡记录行踪，定期“晒账”，对严重的公车腐败嫌疑人立案调查

　　从当前普遍存在的公车腐败特点出发，我认为，必须在推行公车改革的同时，动用反腐倡廉的利器严格对公车使用的管理。必须重点抓好如下三个环节：第一，对公务用车实行打卡制度，务必做到把每一辆车每天的行踪如实记录在案。这一招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减少公车腐败的作案时间。第二，对每一辆公车定期“晒账”。时下，官员的财产都已经晒账，公务用车同样可以晒账。公务用车的晒账与打卡一比照，基本上可以看出哪一辆公车存在腐败问题。这一招的目的是发挥监督部门以及同僚监督乃至社会监督的作用，及时发现、揪出公车腐败的罪魁祸首，为惩治公车腐败提供事实依据，为反腐倡廉提供条件。第三，对严重的公车腐败嫌疑人进行立案调查，腐败犯罪属实者必须依法惩处，腐败违规者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处罚。如同前述，公车腐败即使没有触犯刑法也属严重的违章、违规、违纪，视其情节进行惩处——— 这是反腐倡廉的题中要义。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公共管理与决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