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周其仁：通胀没有那么多类别)的结论斩钉截铁，通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不需要划出那么多不同的类别，含糊别人也含糊了自己。如果这个认识对，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也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朋友问：物价呢？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通胀高企之时，某些商品的高价劫贫济富，政府不出来压一压，怎么交代？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处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一般经验，猪肉涨价，家庭主妇减少买肉，多买点鱼；碰巧鱼价也涨，再去买鸡蛋买蔬菜，要是蛋价、蔬菜价也一起涨，这位主妇就不免抱怨市道，说买啥啥涨，票子“毛”了。公众舆论、不少分析师和决策者，差不多也是这样看问题，惟有CPI升起来，大家才把通胀真当一回事。

　　在经验上，单单一位家庭主妇，绝无可能把肉价、鱼价、蛋价和菜价统统买得涨起来的。即便她富可敌国，要是别无他人与之竞购，她再有钱也无须对任何特定商品出更高的价。涨价是很多买者竞争购买机会，且此种买方间竞争的压力超过了卖家之间争夺出售机会竞争压力的结果。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还不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出钞票。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呢？则是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这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问题来了：既然高价是通货偏多的外表，为什么处理通胀的时候，政府大手打压高价，就不能由表及里，收到抑通胀的期望效果？直观之见，老百姓对抽象的、浓缩在CPI里的“通胀”并无多少感觉，他们真正有意见的是具体的高房价、具体的高肉价和具体的高菜价。政府管价，顺应民心，为什么经济学家有意见？

　　别人的理由别人说，下面写的是自己认为对的道理。中心论点是，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但从来不是“平推”——货币供应增加一倍，所有物价皆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价格涨个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前年6月我发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讲的就是这个观点。本文接着讨论，货币增发流入市场，为什么偏偏某些物价会特别显著地鼓出来一个大包？

　　先要明确一点。通货增加之途，从来就不是央行直接把货币“发到”居民和企业的口袋里。事实上，除了自己的雇员，央行不给任何个人或机构“发钱”——美联储主席倒是讲过，急了可以用直升飞机撒钱，不过迄今为止他们尚没有实施过。你我绝大多数人，以及绝大多数企业，口袋里的钱都不是央行发的，而是自己挣的。这里有一个谜：增加的通货，究竟怎样跑入大家伙的口袋，变成可支配的购买力，从而奠定物价鼓包的基础？

　　谜底只一个字——借贷。原来央行只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打交道，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就是借贷。央行可以借钱给商业银行，因为它才是“最后贷款人”。央行也可向商业银行借入，例如连连上调法定储备金率，就是央行依法把商业银行从储户那里借来的钱，大笔存入自己的库房。也讲过的，近十年来央行每天大手向商业银行购入外汇，所用的基础货币其实也是央行负债。所以，货币增发第一个环，是央行把基础货币源源不断“泵入”银行系统，后者再贷放给企业和居民，完成从新增货币向新增购买力的第一波集结。有机会得到贷款的机构与个人，如果投资成功，净资产增加带来更多的收入，那是购买力的第二波集结。再往后，“借贷-资产-收入”来回发力，我们就看到一部分人先发达了起来。

　　逻辑简单，借贷权的分布决定着物价鼓包的基础。毕竟总要口袋里有钱，买家竞相出价，才有价格鼓包这回事。本文的贡献，是把货币增发与借贷权分配，加到购买力形成的分析之中。借贷权分布得越不普遍，物价鼓包的基础就越厚实。中国这个地方，向来轻普遍、重特殊，“政策倾斜”层出不穷，“重中之重”外加“急中之急”，意图无懈可击，但效果永远是借贷权高度集中。别的不提，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明明有房有地，却难以合法贷款，当然也与价格鼓包基本无缘。有“三农专家”还振振有词，居然说还农民借贷之权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等写完这组货币评论，再与之彻底理论一番吧。

　　高价鼓包还要一个条件，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花钱)的方向。本来未来不确定，大家对机会风险的判断不一致，所以向一切可能的方向试试运气，风险就被分散了。但是经验说，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的地方，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再加一条，凡大手决定“投资”却又无须对投资最后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最后，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与此相关，城市的密度管制也有贡献。我自己是看了东京皇宫周围建筑的平均高度，才相信如果北京照章办理，此地的房地产之价怕不用政府打压，也断然高不到现在这个地步。容积率宽一个量级，等于显著增加供地，其他条件相同，仅此一招就抽去了高价之基。

　　小结一下。货币推高物价，但推出惹人厌烦的高价和超高价，却另有隐情。粗略调查，通货经由借贷来到世间，借贷权、投资眼光以及供给障碍的分布决定了物价鼓包的状况。一个鸡蛋三条大缝，挡不住高价超高价死命飞来一抱。拍死一只，前仆后继者不会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