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需要监管，跨界的资本流动非常危险。对其进行监管应该作为维持金融稳定性的关键部分，不到无可奈何的时候不动用监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文

　　一个全新的IMF似乎正在逐渐形成。

　　早在1997年IMF的香港年会上，IMF就已经开始尝试着修改章程，以增强敦促各国走向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能力。

　　这个时机选得令人叫绝：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开始酝酿，而导致此次危机的一大主因，正是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高储蓄率地区，积极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

　　鼓吹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幕后推手，正是西方的金融市场和为它们卖命的西方各国的财长们。而对于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来说，导致它产生的主要原因，则是美国的金融去监管化，以及能够将“美国制造”的创伤传播到全世界其他地区资本市场的金融全球化。

　　2008年的危机表明，自由且无束缚的市场既不高效，也不稳定。在设定价格(看看地产泡沫)和汇率(无非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等方面，这个市场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冰岛在处理本国危机时的经验表明：以实施资本管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将有助于小国处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则证明，“无束缚的市场”这种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资金将流向市场眼中回报率最高的地方。

　　新兴市场出现繁荣，而美国和欧洲则变得停滞。显而易见的是，大部分新创造出来的流动性将想方设法流向新兴市场。在美国信贷渠道依然不畅、大量的社区及地区性银行仍然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随之而来的，则是资金大量地涌入新兴市场。这意味着，即使在思想上反对进行干预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也不得不采取这项措施。事实上，已经有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采取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干预方式，以避免让本币币值急速提升。

　　如今，IMF要为这些干预措施大开绿灯了，但它同时也依旧认为：干预只能作为无奈之下的情急之选。相反的是，我们应该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得到这样的教训：市场需要监管，跨界的资本流动非常危险。对其进行监管应该作为维持金融稳定性的关键部分，不到无可奈何的时候不动用监管，这样只能让不稳定的局势更加恶化。

　　进行资本账户管理的工具多种多样，如果能够进行综合采纳，效果会更好。即便是这些工具最终未必能够完全有效，但至少也比不进行管制要强。

　　更重要的变化是，IMF终于认清了不平等和不稳定之间的联系。这场危机的主因之一，是美国试图提振疲软不堪的经济，而其所使用的手段，却是低利率和放松管制。这种过度负债行为的后果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但正如IMF的另一项研究所显示出来的那样，这并不是什么新伎俩。

　　这场危机还考验了长期存在的另一个教条——将失业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像美国这样的工资具有较高弹性的国家，比包括德国在内的北欧经济体的表现要差得多。事实上，随着工资的减少，上班族们会更加难以偿还其所欠下的债务，从而让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大萧条之前，美国经济的不平等性十分严重。而2008年的危机以及为了应对它所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会使复苏难上加难。美国正把自己引向一蹶不振，正如曾经的日本一样。

　　但走出这种两难困境，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行的方法包括加强集体工资讨价还价能力、重组按揭贷款、用“胡萝卜+大棒”政策促使银行恢复借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现如今，美国最顶端的1%打工者们掌握着全美四分之一的收入以及四成的财富。美国早已不再是“机会之地”，甚至连“老”欧洲都不如了。■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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