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的海外投资狂飙运动需要降温。

　　首先，任何一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首要约束就是人才约束；而经过连续数年两位数增长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人才缺口必然加剧。从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各类商业性、政治性风险来看，这种人才缺口压力已经明显放大。

　　其次，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也是企业过度投资扩张的最大风险之一，而跨境投资扩张又比国内投资扩张要遭遇额外的汇率和利率变动风险。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通常是其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本币连年升值。有实力的企业通常倾向于借入低利率且其计价货币汇率看跌的外币债务，以便用最低成本支持其海外投资扩张，而东道国政府也普遍乐于放松对企业借用外债的管制。但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本身就会直接减少东道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倘若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出口生产能力大规模转移，又会间接减少东道国经常项目顺差，甚至可能造成逆差。这样，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将逐渐削弱本币汇率升值和利率居高不下的根基，最终达到转折点，最终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以韩国为例，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整个国际收支和储备资产都被推入险境。1997年10月底，韩国官方储备310亿美元，12月初为240亿美元，实际“可用”储备则仅有60亿美元，原因是韩国银行将外汇存款存放在本国银行的海外分行，而海外分行又将大部分这类存款贷放给海内外韩国企业，结果在危机期间多数套牢成为不良债权。1997年1月韩宝案败露后，韩国多家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韩国银行向危机银行发放流动性贷款，致使这类存放海外的存款直线增长，1997年3月底达80亿美元，12月初超过100亿美元。除了危机前的300亿美元帐面官方储备外，韩国银行在境内还有300亿美元存款，但在危机期间，由于境内银行贷款被套牢在发生危机的韩国企业或其它新兴市场，韩国银行实际上无法动用这批贷款。

　　与此相似，中国近年放松企业海外借债管制是应当的，但完全听之任之无视其中潜在危机则是危险的。我们要看到中国国际收支和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风险，中国企业不能以为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利率低于人民币的格局可以永久无条件延续。根据《2010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10年末中国仅证券投资负债就有2216亿美元，加上高达14764亿美元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理论上可以迅速抽走的外资企业留存利润，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遭遇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和投机性货币攻击。所以，我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热潮适度降温。这不是说，马上全面收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是更多地考虑节奏，长期看，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增长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