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接受我们近4个小时的专访时间里，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说他“也很好奇”。当然，王汝鹏的好奇不是八卦，而是职责所系：“她究竟跟红十字会有没有关系？”

郭美美

　　一个小女生的炫富行为，迅速引发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慈善信用的质疑，这或许是中国现阶段所特有的“典型事件”。那么，郭美美究竟跟红十字会有无关联？就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表明：郭美美的“男朋友”今年介入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商红会)所运作的商业项目里，由此，郭美美自称“学着做总经理”，并将自己在微博(http://weibo.com)上的身份认证改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是一个遥远，但似乎并非完全“虚构”的身份。

　　商红会又是什么机构？按照王汝鹏的说法：“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作为一个行业分会，算是一个下级红会。(成立它)是为了发展基层组织，更大范围地传播红十字精神？？这和其他社会团体发展基层组织一样，是组织建设的需要。”显然，从红十字会的角度看，商红会是慈善的“基层组织”。当然，王汝鹏也承认：行业红会与省市红会不一样，没有财政拨款，“没有钱就难以开展公益活动”。

　　而从商红会本身的立场观察，其实是发现商机而促成商红会的成立。其创始人王树民告诉本刊：“人员密集的大商场，通常是事故多发地带。在这类场所提供紧急救护非常必要。”——这当然是商机。而这一商机的特殊性是需要与红十字会合作。

　　2000年，商红会成立。红十字会让渡“慈善信用”，以获基层组织；商红会发现商机，以“慈善信用”为本，寻找获取商业利润。“慈善信用”与“商业利益”开始合作，这个故事由此开演。只是，很偶然，这个叫郭美美的小女生的出现，结果是一个大败局。

　　郭美美戳破了什么？穿越性、财富、腐败那些口水以及阴谋论想象之外，那层隐匿的对慈善信用的质疑之幕，因此事件被戳破，迅速酿成一场信用危机。这才是这一事件公众情绪激昂的底因所在。

　　坏消息的腿最强壮，所以跑得最快。但是，如果不克制激昂的情绪，我们未必有机会深入这一事件所充分展示的中国现实。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所谓“非政府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前会长阎明复曾告诉本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是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不进入这一层面，我们将失去认识真实中国的机会。

　　所以，核心的问题是：在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框架下，红十字会如何运作？尤其与其下级的机构，比如商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与控制架构？不进入细部的技术运作层面，难以理解这一事件会如此歧义多重。

　　简单地看，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一年善款量达199亿元人民币，中国第一。而红十字会总会的编制内人员多少呢？79人。以如此少的人数筹集、管理如此庞大的善款，其善款流向必定将借助政府机构。政府的赈灾款与慈善机构募集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里，如何分清彼此流向与最终的受益人？它的透明在技术上，既非不可能，也是巨大挑战。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概念确立，并非难事，而真实的运作，尤其技术上的面目清晰，非有智慧与时间成本，但欲顷刻而成，几近妄想。所以，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一旦成型，政府退出，虽是方向，却需艰难前进，方能达到彼岸。只是疑问在于，公众与舆情，能够多大程度上认识并容忍这一过程？

　　因此背景，我们重新审视红十字会与商红会，即“慈善信用”与“商业利益”的结合，也有可理解之处。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告诉本刊：商业与政府毕竟是两个系统。在商业系统设一个红十字会等于在商业领域长出一条腿来。——如果这一“基层组织”运行良好，那么无论筹款，还是发款，都将建立“非政府”渠道。这是美好前景。

　　只是，在目前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境况下，红十字会与商红会的管理方式，无可摆脱现实行政管理旧窠同时，又可能进入另种陷阱。红十字会总会与省市红会，包括商红会，彼此关联只是“业务指导”关系。而实际通行管理原则是“属地管理”——即省市党政机关管理本级红十字会的“人财物”。这种制度之弊，即以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天价饭”丑闻为例，无论红十字会总会，还是上海红十字会，均无权处置其当事人。若不能理解这一制度现实，郭美美事件，将毫无思考方向。

　　也正是如此管理制度，当红十字会总会将其“慈善信用”让渡给商红会之后，其监控手段，当然乏力。一个小女生，很轻易地就戳破其貌似强大的外壳。监控空置，才是原因。

　　如果进入并穿透广泛弥漫的不信任情绪，进入制度运作的技术层面观察，这种不信任，从正面的角度理解，也说明着中国信用制度建立的艰难。发现真实中国，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共识，并寻找重建信任社会的良策。

　　当然，郭美美事件另一种指向，是这种制度下可能的败德行为。但是，这或许需要诸如公安这样的强力机构，才能给予答案。而这样的答案，我们还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