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关于进口高档商品税即所谓奢侈品税的税率降还是不降的讨论,由于近日商务部与财政部分别在各自网站发表针对性文章而有所升级。其争论的实质，既涉及中国关税的定位问题，也关系到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财政研究室主任、财政税收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志勇7月15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联的许多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

　　当前进口关税

　　确有下调必要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对于奢侈品征收的税率在国际上属于中上水平，应该适度降低奢侈品进口环节的消费税和关税。作为国内财税理论与比较税制领域的知名学者，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杨志勇:中国对于奢侈品征收的税率的确相对较高，有降低相关税收的必要。但税收的下调，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就关税而言，这与关税的定位有关。早期关税征收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现在，财政关税早已让位。关税的征收更多地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经济全球化决定了关税水平要在世界经济秩序的框架内确定，要考虑到对国内相关行业发展的影响。消费税的下调更加复杂，没有单独针对进口的消费税制。国内商品和进口商品适用同一套消费税制。仅在进口环节降低消费税，显然会导致国内同类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要降低税率，需要处理好与国内税制的关系，需要考虑到国内相关行业的承受能力。当然，从更高层面来看，进口税收有下调的必要。唯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消费。

　　人民消费

　　奢侈品趋向不应扼杀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奢侈品与普通商品的区分何在？

　　 杨志勇:奢侈品具有时代性。某一时期的奢侈品在另一时期就可能成为普通商品。从价格上来看，奢侈品价高，普通商品价低。奢侈品是价格越高越有人追捧的商品。普通商品则是价越高需求量下降的商品。正是如此，许多人对奢侈品课税产生了误解，以为重税所带来的高价不会影响奢侈品消费，实则不然。价高有人买，这是针对一个封闭的市场而言的。但市场开放之后，消费者可以在其他市场上买到价低的同样商品，何乐而不为呢？现实中，境外购物、网络购物、海外代购等的流行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奢侈品的时代性相对应，人民的消费也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升级换代。当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民转向消费或多或少的奢侈品，也不见得就应该扼杀。相反，从促进消费的政策目标来看，这种消费行为还应该鼓励。

　　　 　在税法上，商品的分类更多的是根据商品的功能和其他自然属性来划分的，而不是以奢侈品和普通商品来划分的。

　　中国税费

　　在亚太地区偏高

　　 《华夏时报》：即便给奢侈品减税，可促进奢侈品发展，并让奢侈品成为普通商品，但中国人在普通商品购买中所缴纳的税费是否也比较高？

　　 杨志勇:中国人在普通商品购买中所缴纳的税费不低。除了普遍征收的增值税外，还就一部分商品课征高低不一的消费税。增值税17%的税率，与欧盟国家相比，不算太高。但这样的税率在亚太地区偏高。除了增值税之外，奢侈品一般还适用消费税制。增值税和消费税加总的结果就是商品中所含税收并不低。当然，不同商品所对应的税费也有很大的不同。仅就税而言，并不是所有普通商品都要适用消费税制。当前中国的消费税是选择性消费税。

　　 给奢侈品减税，自然有利于奢侈品消费，有助于奢侈品产业的发展。如果产业发展速度很高，奢侈品当然有可能成为普通商品。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大量原先是奢侈品的商品，现在都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奢侈”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不节俭”。长期以来，节俭被视为一种美德，那么对不节俭的商品课税且课重税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此看来，转变税收观念，转变对奢侈品的看法，是实现给奢侈品减税，促进消费的重要约束因素。

　　寡头垄断

　　推高了中国商品价格

　　 《华夏时报》：有学界观点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并据此认为中国商品中所含税负太重，您不认为现在“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这种状况仍在继续？

　　 杨志勇:中国物价并不是全面高过美国。与人工成本密切相关的很多商品和服务，中国价格一般要低于美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品（如书报等），中国的价格也低于美国。

　　 中国市场上有许多商品价格高过美国。客观地说，其中的确有间接税的因素。但是，如果两国市场上商品的差价在数倍以上，那么这就很难用税收因素来解释这些商品价格的高企。

　　 实际上，价格的高低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是企业的市场定价策略。试想，如果企业可以将商品卖高价，那么又有什么样的动力卖低价呢？特别是一些商品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垄断（主要是寡头垄断）格局，那么即使是税收下降，价格也不一定会下调。

　　降低关税

　　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

　　 《华夏时报》：通过降低关税来增加进口，是否应为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从民生和经济角度看，不应更多地降低大众消费的普通商品的进口关税吗？若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确有必要，则降低普通商品的进口关税是否价值更大?

　　 杨志勇:降低关税增加进口，与经济转型有关。降低关税，有助于将一些商品的消费留在境内，有助于扩大国内消费。在举国上下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无疑，这样做对扩大消费的比重是有帮助的。

　　 从民生和经济角度来看，降低大众消费的普通商品的进口关税也是有助于促进消费的。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积极推动。考虑到关税的确定牵涉面广，必须慎重行事。

　　 无论是降低大众消费的普通商品的进口关税，还是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都有很重要的促进消费的意义。普通商品关税下调，有助于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奢侈品关税的下调，有助于扩大中高收入者的消费。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正处于消费的更新换代时期，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奢侈品关税下调的价值。从促进国内消费来看，奢侈品关税的下调，会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国内奢侈品价格的下调，虽然这种推动不一定是有效的。至少，奢侈品关税的下调，有助于缩小境内外奢侈品价格的差距，有助于促进国人在国内消费奢侈品，减少国内消费的流失。

　　预算支出

　　何时有香港那样透明

　　　 　《华夏时报》：去过美国购物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商场和超市的购物小票上都清楚地注明了该商品所含的税，中国的税负可否收得也让老百姓更明白一点？

　　 杨志勇:中美发票制度是有差别的。由于征管水平的差异，中国更多地依靠发票管理税收。目前，已有一些商家开具的发票将商品价格和税收分列。无疑，这会让消费者更加明白自己的税负。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关于应纳增值税商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应该包含税收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含税的商品价格，能更好地适应国情因素。也有人认为，应该将商品的价格和税收分列，从而有助于提高国人的纳税意识。现实中，前者观点占了上方。

　　 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还是单列比较好，能够让老百姓明白自己的税负，从而更多地参与到国家财政收支管理大事中来。这样做，在改善财政工作的同时，还会给政府以压力，从而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华夏时报》：有分析说，上海同香港2010年的GDP总量大体相当，但前者的税收总量为8000多亿元，后者仅为1200亿元。而在支付了免费基础教育、住房保障等开支后，香港还向每位纳税人退税数千元。那么，中国的纳税人能知道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税，钱用到哪儿去了吗？

　　　 　杨志勇:上海与香港不可比。香港税制是独立的。上海税制是全国统一的。香港定位与上海不同，缺少消费类税收，决定了香港的税收规模较小。与较小税收规模相适应，香港政府规模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上海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预算公开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预算公开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香港的预算透明度较高，在资金使用效率上一定占有优势。所节约出来的资金用于退税，值得肯定。

　　 中国大陆地区的纳税人（个人）除了缴纳个人所得税外，还要负担大量的间接税。一个人负担税收的多少，与个人的收入水平有关，更与个人在境内的消费水平有关。从理论上看，纳税人完全可以知道自己到底交了多少钱。但是，当前，政府预算支出信息透明度还有待加强，并不是所有的钱的去处都是纳税人清楚的。相信未来随着预算公开程度的提高，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查到财政资金的走向，从而有利于促进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最近物价上涨

　　多乃货币扩张所致

　　 《华夏时报》：若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您如何评价中国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或不均衡，如何评价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的作用？

　　 杨志勇:境内外产品价格差异原因很多。有企业市场定价策略因素，也有税收因素。相当一部分商品价格的差异是高税收造成的。但是，不能说税收是物价的决定因素。特别是，部分商品境内价格高于境外不止数倍的时候，仅以税收来解释物价是有失偏差的。

　　 最近物价的上涨，更多是货币扩张所导致的。积极的货币政策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受到种种因素的作用，短期内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终归是会到来的。在现实中，通货膨胀就表现为价格的持续普遍上涨。

　　 有人错误地将当前通货膨胀背景下的物价上涨归因于税制。境内产品税收高（税制结构上的表现是间接税多，直接税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数十年来天天在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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