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高初建/文 一个伟大的运动员退役了。北京时间2011年7月20日下午14时，姚明及其团队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亲口宣布正式退役，结束16年职业篮球生涯。

　　毫无疑问，姚明是中国篮球运动员乃至中国体育界的优秀代表。他出色的运动天赋，精湛的球技，幽默的谈吐，良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征服了球迷的心。不仅有许多中国的球迷喜欢他，在美国，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这个中国的大个子同样受到欢迎。曾经有人认为，按姚明在NBA的签约收入和他按合同缴给国内俱乐部的费用，他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单宗出口品”。但也有人评价说，姚明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美元计算，他能够在NBA那样一个美国文化、美国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舞台上取得成功，展示的是新一代中国人的风采，因此，姚明是中国人的骄傲。

　　从姚明的退役，联想的前几天闹的沸沸扬扬的另一位退役运动员——张尚武。张尚武曾代表中国参加200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与队友一起获得体操冠军。据报道，他后来因违反纪律被从大学和运动队开除，以一种遗憾的方式退役。更糟糕的是，他退役后一直没有正当工作，却因为偷盗行为一度沦为阶下囚，如今沦落到流浪街头卖艺的境地。

　　除了张尚武，退役运动员处境凄凉的并不少见，比如贫病早逝的冠军才力、当搓澡工的冠军邹春兰、摆地摊的冠军艾冬梅等等。他(她)们曾经凭借着个人的努力，付出无数的汗水甚至鲜血，在比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他(她)们曾经手捧奖杯风光无限，享受无数的鲜花掌声。但是，一旦退役，他(她)们竟然从高高的领奖台上跌落下来，或隐身于市井之中无人问津，或浪迹江湖穷困潦倒，有人还因为触犯法律走进冰冷牢狱，这样的命运，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唏嘘，这些运动员经历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关注。

　　有媒体对“张尚武现象”搞过调查，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导致张尚武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培训体制。的确，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围绕“奥运金牌战略”开展的“举国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全国人民为出“尖子选手”、为在大型体育比赛中夺取奖牌而服务。许多人“少小离家”，年龄很小时就被送到基层体校，然后开始严格的训练，然后再根据其训练和比赛的成绩进行筛选。在此过程中，有的人早早淘汰出局，有的人层层选拔到专业运动队，成为专业运动员。

　　应该承认，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人侮辱为“东亚病夫”的国家，既没有什么体育基础，又急于想在国际体育竞赛场上扬眉吐气，证实自己的强大，采用“举国体制”不失为一条捷径。事实也表明，在上述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体育，确实在国际体坛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然而，同样应该承认，所谓“举国体制”充满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官僚色彩，奖牌数量，比赛成绩，都被计算到某些官员的政绩里面去。以维护政绩之需，假“为国争光”之名，某些官员可以不择手段。除了中国足球那些行贿受贿、“黑哨”、“假球”等等龌龊事之外，在其他项目中，年龄造假，成绩造假，用专业运动员冒充大学生，不顾运动员健康滥用药物，不管小孩子们的文化学习一味“抓训练，出成绩”之类的劣迹，实在是不胜枚举，让人汗颜。

　　不过，如果把某些运动员退役后的不幸统统推到“体制”上，未必能说服人。以姚明为例，他9岁进入上海体校，14岁进入上海青年队，属于典型的“体制内”运动员。在同一个体制下，姚明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严格要求，追求自身修养的结果。在同一个体制下培养起来的李娜，善于抓住机会，利用体制改革，取得网球方面的历史性突破，使人对运动员训练培养模式做更多的思考。对比姚明、李娜，甚至比一比虽然缺少组织上的优待、仍坚持自食其力的“搓澡工冠军”邹春兰、“摆地摊冠军”艾冬梅，比一比成千上万不知名的、退役后在基层从事体育普及、在其他行业认真当一个普通人的退役运动员，张尚武又有什么委屈？前国家队体操名将、现在美国当教练的杨明明说，张尚武受过的伤并不妨碍他劳动，他干的盗窃之事也与“体制”无关。言外之意很明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曾经的冠军非要在街上讨生活，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体育部门的某些领导以为这事丢脸，可以以这位“冠军卖艺者”为例进行奥运会后中国体育进入转型期的反思。

　　或许可以补充一点，运动员退役后的遭遇不同不是中国体育界独有的问题。美国篮球明星乔丹退役后是个很滋润的小老板，前拳王泰森如今经常在下等俱乐部里靠摔跤取悦观众。他们当运动员时的表现，其实已经为他们的今天埋下了伏笔。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