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观察》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7.76万亿元，而同期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继续降低，相反，银行体系外的资金融资占比则攀升到46%，如果算上民间借贷资金，银行外资金已接近甚至超过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

　　有分析指出，与过去几年相比，当前民间借贷这股涌动的暗流正呈现出喷薄的态势。民间借贷正在从两年前的江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到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可以说是“全民放贷”。另外，民间借贷的利息很高，一些地方的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在民间借贷市场，想用月息5分借到钱还得靠关系，6分、7分的月息很正常。

　　当民间借贷大量地侵入社会融资这个大体系中时，不可否认一部分进入实体经济发挥了应有的效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的作用是消极的，去年上半年以来大蒜、绿豆价格的飙涨，今年以来猪肉价格的居高不下，都多多少少显现出民间借贷活跃的负面影响。更有心存担忧的人士指出，当民间借贷利率抬升后，又影响了资金的价格，而资金价格被推高的直接后果是，一些企业被逼入绝境。

　　民间借贷的大潮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态势？任由这个态势发展，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知名财经评论人叶檀女士对此话题做出评论。

　　主持人：现在公众对民间借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央行的上半年金融数据报中可以看出，银行外资金占整个社会融资量的46%，将近一半了。甚至有人高呼，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暗流涌动，而是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了。您认为目前民间借贷的整体形势是不是这样？

　　叶檀：现在民间借贷非常盛行，我认为其中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金融体系内部存在脱酶化过程。因为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都比较低，跟民间利率比相差甚远，所以事实上，体制内的资金在通过一系列方法或者隐性银行的方法，转出这个体制。

　　第二个原因，由于我国银根收得比较紧，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部分需要资金的人就以非常高的利率在社会上借贷。而社会上的利率反映出的是我国现在真实的利率水平，比如说年息在50%已经很难借到，有的年息甚至高达100%以上。在这种体系下，整个社会就出现了从规范的金融体系脱酶化的过程，这股力量是在监管之外的，既有好处又有坏处。

　　主持人：现在大家的担心是，虽然民间借贷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目前看起来似乎负面效应更大，因为它助推了通胀预期，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而且如果任由其发展最终可能还会侵蚀到实体经济本身，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叶檀：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当然比较大。由于高利贷利率非常高，长期借高利贷是实体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不到万不得已企业家是不会去借高利贷的，因为这相当于饮鸩止渴。事实上，只要被高利贷纠缠上，几乎可以说这个实体企业是处于破产或者直接性破产的境地。如果高利贷以杠杆的形式进入股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有害的。因为它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或者证券市场的泡沫。

　　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情况并不是高利贷本身造成。高利贷是一种金融现象，它反映的是在资金匹配合理或者资金比较紧缺的市场中的风险体系和价格体系。当风险较高的时候，在出借资金时会要求比较高的回报，这就形成高利率。现在所有人都在涌入民间借贷市场来吸收高利贷，这说明我国的实体经济跟金融体系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裂痕。从未来来看，我认为要想真正解决高利贷的问题，单靠彻底打压高利贷是不行的，而是要使资金的配置有效化、合理化。我想资金能向水一样流它该流的地方，这需要放松某一方面的闸门，这个才最重要。

　　主持人：几个月前浙江女富豪吴英案二审的时候，您当时的观点认为要给民间借贷找一个好的疏导渠道，来引导民间融资的合法化。您觉得民间融资的资金配置怎样才能做到有效化和合理化？

　　叶檀：目前民间资金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因为认为它不在规范之内，所以就无视它。但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金支撑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在民营经济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从未来看，首先是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承认它、认可它然后把它纳入监管。我认为突破瓶颈的关键口是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监管体制，民间的金融才能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更多的投资和融资渠道，以市场化的竞价体系来做。比如现在银行贷款利率很低，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企业贷不到平价款。

　　民间金融利率非常高，这就形成高低之间的畸形、不匹配的状态。如果利率市场化，我们就会看到高的利率会往下走，低的利率会往上走，这样一来，猖獗的民间高利贷将所有人卷入高利贷链条的现象就有可能得到缓解。

　　我认为吴英案确实是民间金融链条中比较典型的现象，实际上类似的现象非常多，靠抓一个人、杀一个人不能解决。改革开放30年来，类似的事情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层出不穷，只是在不同的年代是以不同的名义出现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