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红十字会创立于1950 年，香港回归之后，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分会，依旧采用原有管理模式，保持绝对的财政和管理独立。香港红十字会规定，每年的行政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捐款的5%。香港红十字会可查十年账，每年年报长达50 多页。“作为一个人道机构，保持单纯性和独立运作很重要。”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说。

　　7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香港夏悫道33号的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这是一栋充满英式风格的三层白色小别墅，毗邻的行人天桥，连接着湾仔北部以及金钟的摩天大楼。

　　尽管是周六，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仍选择了“加班”。记者一天前向红十字会“传讯及咨询发展部”提出专访请求，未料当天就得到了确认回复。陈启明说，香港红会有10名新闻发言人，对于任何媒体“有关公务的询问”，该会的规定是“不可以不回答”。

　　陈启明在一楼的“主席办公室”接受了《外滩画报》的采访。这间香港红十字会最“顶级”的办公室，面积只有9.2平方米，一张橙色单人沙发和一张三人沙发已占据大部分空间，其余部分只能勉强塞进一张茶几大小的黑色书桌和一把椅子。陈启明有些尴尬地说：“不好意思，这已经是香港红会(红十字会简称)最大的办公室了。红会会长曾鲍笑薇(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夫人)和红会主席杨铁梁爵士到访，也是坐在这里。有一回，杨主席就坐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签机票。”

　　香港红十字会共有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34人，管理旗下医护服务部、国际赈灾部、特殊教育与康复部、青年及义工事务部、输血服务部和秘书处。每个部门的部长和秘书长陈启明的办公室都是9.2平方米，其他均为开放式办公。

　　据陈启明介绍，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始建于1964年，由当时一位叫Anne Black的港督太太筹建，一直使用至今。三层楼的总部可以容纳150人，而现在红十字会带薪员工已经超过1500人，大部分在血站工作。“香港红会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组织。在香港，甚至还不是一个主流的社会福利机构。”陈启明说。

　　记者在红十字会总部办公室墙壁上，经常看到一红一蓝两个可爱的卡通小人，蓝色小人的帽子上有个“Q”，而红色小人的胸前有个“M”的标记。陈启明告诉记者，这两个卡通形象是三四个月前董事会开会讨论通过的，代表着“QualityManagement”(优质管理)。

　　“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我们一共收到13亿港币。这笔巨款，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陈启明举例说，对于香港红十字会来说，透明度是保持公信力的重要标准，过去每一个捐款者(匿名投入捐款箱者除外)都能在捐款三星期后，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查到捐款走向。但是汶川大地震后，由于香港红十字会面对13亿巨款不堪重负，有些捐款者直到5个月之后才收到红十字会的收据。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再到日本3·11大地震，港人的人均捐款始终是世界第一。这也让香港红十字会决定做出一个重大改变：“以前，我们一直是以发展服务项目为主。接下来这几年如果世界上没有重大灾难，希望我们可以优化管理，制度的建设、人力的培训、科技系统的提升、科技的自我监控，这些制度要在两三年里建立起来。”

　　“就拿刘翔和姚明来说，如果他们透支太多，身体承受不了，可能严重到提前退役。而香港红会需要做到可持续性发展，服务量太大必然会导致管理不善。一旦你处在高峰的时候，也正是你开始跌落的时候。”陈启明说。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管好13亿”

　　在香港红十字会官网上，可以看到从1999年至2010年的年报，每一份年报均列出筹款报告和财务收支。每份年报均附有“核数报告”，即长达50页左右的全英文专业报表。

　　以汶川地震赈灾为例，年报显示：2008-2009年度，内地及海外赈灾及发展捐款收入13.48亿港元，其中5·12地震赈灾及重建所收到的捐款13.11亿港币。

　　在其后的项目说明中可以看到，实际捐出数额为13亿港币。赈灾计划包括地震后前两个月内先后三次派出香港医疗义工队共20人次，赴四川省重灾区服务2000多村民；在四川派发了6280个帐篷和睡袋，8962个家庭包，在甘肃省派发8500箱方便面和22069床棉被。

　　陈启明回忆说，汶川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每天接到4000个捐款电话；红十字会捐款网站点击量每秒钟1000次；每天晚上6点，各路媒体就会打来电话询问当天收款总数。香港红十字会电脑系统一度因负荷过重而瘫痪，他们通宵进行系统升级后，第二天才正常运作。

　　港人的爱心善款很快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香港红十字会接受过最多一次爱心善款，是2004年东南亚海啸时的6亿元。

　　陈启明直言，“善款实在太多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地震过后两三个星期，香港红十字会请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常驻总部，帮助进行内部审计。

　　这种内部审计并非审计红十字会的账目，而是审计他们的内部控制水平。比如地震发生后，普华永道的专业人士发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经常背着装满钱的麻袋，从红十字会总部走到附近的银行存款。尽管两个地方很近，但依旧有遭遇抢劫的危险。专业人士询问红十字会每天善款运输的意外保险保额是多少，一听只有50万，不禁连连摇头：“一麻袋的钱都不止50万，保额才50万，怎么才能保证爱心人士的善款安全？”红十字会立刻听取意见，增加善款的保额。

　　针对类似东南亚海啸或汶川地震这种特殊大型灾难，“当灾难的严重程度超过当地能力范围时，我们选择自己在灾区建办公室，一起参与重建的图纸设计，一起报价，直接付款给供应商。”

　　香港红十字会选择供应商，有自己的一套标准。“2000元以上的，要2家报价；5万元以上的，要5家报价。我们的标准是：同价则优，同质则平。”

　　陈启明介绍说，香港红十字会自1991年参与华东水灾救助后，参与内地救灾活动整整20年，已经积累了一个丰富“资料库”，拥有20个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一旦发生类似汶川大地震，这20个供应商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他们会采用“临时采购”。“我们在网上找，找到一个，和他联系，请他报价，如果是以前没有合作过的，我们派一个工作人员去他的工厂看看，看他的规模和过去的产品样品。当然，我们不是专家，大米有大米的标准，医疗器材有医疗器材的标准，帐篷有帐篷的标准。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大米的不同标准有一定的理解，医疗器材就要问内地的专家了。”

　　目前，香港红十字会对于汶川大地震的赈灾工作，已经完成了“紧急救援”、“初步扶持”、和“重建”三个阶段，正在进入最后的“备灾”阶段。据悉，13亿善款共用去9亿，还剩下4亿。

　　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后，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了初步善款分配预案。其中，行政支出预算占到1.5%。

　　目前位于四川德阳的“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的援助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共有超过50位带薪员工，此外，位于成都的赈灾办公室仍有5位香港人和5位当地带薪员工。

　　据《青年参考》报道，四川德阳市主管“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的陈绍勤在接受访问时透露，该项目当地工作人员的餐费，“最高可报13元”，如果是出差，则“午饭最高25元，住宿每间不得超过260元”，而在重要宴请时，“每个人不可以超过50元”。

　　“这些善款都是爱心集结而成，我们非常注意节省行政经费。”陈启明告诉记者，2008年香港红十字会实际用于汶川赈灾的行政经费支出，为善款总额的1.6%，跟之前的预算相差无几。

　　“我们曾拒绝政府的合作邀约”

　　在香港，有一些民间审计师或团队，会对6600家慈善资助进行“信誉度”排名。其中，最出名的团队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简称“社联”(HKCSS)。每隔5年，社联会进行一次民意调查，让香港市民选出可信的慈善团体。最近两次评选，香港红十字会都名列前茅。

　　陈启明分析说：“我们高度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与任何团体合作，都抱着非常小心的态度。”

　　他介绍说，香港红十字会不排斥和商界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不能模糊公众对香港红十字会纯人道的、独立运作的印象。”

　　由于担心与企业长期合作会让公众产生混淆，香港红十字会目前与企业的合作都是一次性的，常用的合作模式是企业作为赞助机构支持该会的某个活动，或者重大灾害发生时，由企业利用自身商业网络筹款，再将善款交给香港红十字会。

　　陈启明强调说，红十字会绝不笼统地说一个活动是“合办”的。比如香港一些企业或者“富太太团体”会定期搞一些“义卖会”，“我们对义卖会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通过义卖，是把所有善款都捐给我们，还是把善款扣除产品的价值再捐给我们。所以，在这类活动中，我们的身份不可能是合办方，红十字会只会以受惠机构的方式出现。”

　　事实上，不仅对商业机构，即使面对香港政府的合作邀请，香港红十字会也同样不允许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定位受到影响——尽管香港政府每年会出资来购买香港红十字会的服务。

　　几年前，香港政府在全港推广“每个人都是灭罪大师”的公益活动，组织青少年一起参与打击犯罪分子。香港红十字会青少年志愿者共1.5万人，于是香港政府向红十字会抛出橄榄枝，希望其青少年志愿者能参与这次行动，在家附近看到可疑人物，可向当地警察的联络处报告。

　　陈启明回忆，当时香港红十字会进行内部讨论：虽然这是推动青年人社会责任心的好事，但是“灭罪大师”跟红十字会本身的品牌并不符合，不免让人对该会形象产生混淆。红十字会拒绝了此次政府邀约，而有关决定，其后只会了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他们亦表示决定合适。

　　“当年政府很不高兴，但我们红十字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打击歹人。所以就不好意思啦！对此政府也没有办法。”陈启明说。

　　除了商业团体和政府，香港红十字会对普通民间团体的“合作邀约”也设有一定的门槛。前几年，有一批关注艾滋病药品专利权问题的民间团体，呼吁让部分艾滋病药品免专利费，以便用便宜的价格供应给病人。这个目标符合红十字会的宗旨，但经过红十字会调查，发现这个项目的发起组织鱼龙混杂，既有环保团体，也有政治团体和人权组织。最后，经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投票表决：红十字会在自己的官网上发表“支持免艾滋病药品专利费”的立场，但不会作为联盟的一分子参与。

　　“我们觉得，一个品牌的公信力，不仅仅是透明，还要考察它是不是单纯地为了目标而服务。保持作为人道机构的单纯性和独立运作很重要。”陈启明总结说。

　　“我们有时候会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根据香港红十字会统计，该会每年在香港媒体上的报道量为1200多次，平均每周50多条，在6600家慈善机构中位于前列。但在过去三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出现过5篇左右的“负面报道”，主要涉及两个案例。

　　第一则是有一位志愿者在做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太过热心，长期在太阳下暴晒导致中暑，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结果被媒体指责浪费社会资源

　　。第二则关注度更大一些，内地也有部分媒体跟进报道。2008年1月，香港一名52岁的病人因在香港屯门医院输血，竟被感染“荧光假单胞菌”后死亡。事后化验显示，输血的血包及病人血液样本均含有“荧光假单胞菌”。血包提供方是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当时，中心人员介绍他们在收集捐血者的血液后，会抽取30毫升血液进行化验，而肇事的血包，当时测试没有细菌，捐血者身体状况也无不妥。而血液的贮存、处理、运送，都是按规范操作。但香港红十字会的卫生处理水平依旧受到媒体质疑。

　　“香港屯门医院输血死亡”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立刻找到第三方专家成立调查组。由于“荧光假单胞菌”在血包中出现的情况极其罕见，专家一时间都找不到原因。经过两个星期多处实地调查，并与医护等人员会面，抽取样本进行微生物测试，调查小组主席袁国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血包在运送过程中有可能被盛载的发泡胶箱内的“倒汗水”所渗入而污染，继而输入病人体内并造成死亡。调查小组形容事故为“非常罕见的单一个案”，并无人员须对事件负责。

　　陈启明说，香港红十字会在每项活动结束后，到会召开一个“评估会”，一旦发现错误，首先不让它恶化，其次不让它重复发展。“香港屯门医院输血死亡”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立刻优化血液运输流程，当血包从冷藏库拿出后，先用塑料袋包好，再送入运输车，避免“倒汗水”渗入的可能。

　　“由于我们是实际参与者，有时候容易自我感觉良好，看不到自己的盲点。那就需要社会公众和委员会来监督我们。”陈启明表示。

　　陈启明的上司，是由34人组成的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主席委员会共4人，主席杨铁梁是香港前任大法官，两名副主席都是专职律师，担任“义务司库”的是一名来自汇丰银行的风险管理大师。董事会成员共有30人，多为专业人士和慈善家。每年，香港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卫生署和教育局会给予红十字会一些资助，并由此产生了4位来自政界的代表。

　　“做慈善，不需要争第一”

　　陈启明介绍说，每年新员工培训，都会告诉他们一条：做慈善，不需要争第一。比如，有员工向陈启明建议，把香港红十字会的“急救服务课程做到全港第一”，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不能与其他人分享，结果遭到反对。

　　“第一当然好，但为了争取第一花太多的资源，我就觉得不一定需要了。作为第一，我们的教材不能跟其他人分享，其他人要就得买我们的教材。我说应该不收钱，越多人学急救知识最好，只要他们标明教材来自香港红会就可以。”

　　他举例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慈善组织来到重灾区，挑选了一些肢残儿童，为他们免费安上世界上先进的电子假肢，价值20万一支，吸引来媒体纷纷报道。香港红十字会筹建的“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选择的是5万元一支的假肢，在市场上，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便宜的。当时，红十字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应该选择最好的，但另一位认为为灾区孩子装上20万的电子假肢，万一坏了，要拿去上海维修，很麻烦，另外孩子长大要换假肢，习惯了电子假肢后，让他重新适应链接的假肢，会更加痛苦。最终，红十字会采用了5万一支的假肢，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计划在5 年之内，训练更多的假肢理疗专家，为肢体残障人士提供“一站式”康复训练。这样的“一站式”康复训练，在四川灾区，几乎没有。

　　“一些慈善团体用20万元的假肢标榜自己的专业性。但我觉得，用救灾标榜专业性，是一种虚荣感，这种方式红会不采取。红会应该平实一点，务实一点，把自己的名誉、虚荣放在次要的地位。”

　　B=《外滩画报》

　　C=陈启明

　　“我的角色，只是一个爱心‘代理人’”

　　B：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一职是“聘用”制吗？您是何时加入香港红十字会的？

　　C：我1988年回国，在香港红十字会已经工作了23年，2001年被聘任为秘书长。其实，我从小成为红十字会青少年会员，我的会龄，已经有40年了。1988年，红会的青少年发展部需要找一名员工，需要找一名对其他慈善机构相对了解的人，于是我就应聘进来了。

　　B：香港大学生毕业后，选择来红十字会工作的多吗？

　　C：很多的。主要是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部比较多。一般来说，一个职位有三四个人申请。

　　B：红十字会的工资，和香港普通白领或其他慈善机构相比，是高还是低？

　　C：2004年，香港经济不好，减少了对慈善机构的拨款。我们的员工工资已经跟市场接轨了。我们的工资在慈善机构中不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最高，说明你要比其他慈善机构花更多的钱在工资上，我们不希望争这个第一，做慈善工作搞第一有什么意思呢？但我们的工资也不是最低的，最低就意味着员工的水平比平均水平低，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我们每年都在行业内做一次工资调查，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中等高一点。中等，就是对捐款人来说，我们不会为追求高工资乱花你们的钱；高几个百分点，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找到更高素质的工作人员。

　　B：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香港红十字会在香港庞大的慈善体系中并非地位特殊。与明爱、东华三院等慈善组织相比，它在机构规模与员工数量上也没有明显优势。你如何为香港红十字会定位？你如何为你自己的工作定位？

　　C：香港慈善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是私人基金，他们想怎么运作就怎么运作，公信力不重要；第二类是明爱、东华三院这类，基本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这个时候，政府就是你的老板，你的公信力会受到影响；第三类就是红十字会。社会上，许多人把赞赏给予红会，其实我们应该把赞赏给予捐助人。红十字会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介”，而我的角色，只是一个“信托人”、“代理人”，把群众爱心，带到需要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不拒绝任何媒体”

　　B：我在港铁上经常看到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的广告。但很少看到红十字会做宣传。你们在宣传上花费的钱多不多？做不做地铁广告和电视广告？

　　C：我们极少在地铁里做广告，港铁里的广告位很昂贵，通常两周左右要五六万。有时候，港铁公司会免费赠送一些广告位给我们，但数量不多。我们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比如特别大型活动，才会购买短期广告位。比如上个月，我们花了9万元在港铁里做广告，宣传香港红十字会主办的“香港人道奖”，表彰在香港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这个活动本身很有社会意义，值得为大众知晓。我们也很少做电视广告，通常电视广告3 0分钟要价七八万，但播放3 0分钟，收到的捐款可能是1000万。其他慈善团体很喜欢去电视上购买广告，但我们却不选择这个形式 ，而是在街头派出自己的筹款大使。我们不选择中介公司、筹款公司，可能我们的效率没有它们高，比如一个月，筹款公司可以帮我们找到60个捐款者，我们自己的筹款大使才找到25个。但是，一旦我们选择筹款公司，我们给公众的形象就是，你跟商业机构合作，我每捐给你的10 0元中，可能就有部分放在非红会的商业公司里面。这样的感觉很差。

　　B：听说香港红十字会有条规定，面对媒体采访邀约，不可以说“NO”。是这样的吗？

　　C：基本上我们都不拒绝任何媒体。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代表社会力量来监督我们，这也是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当然，要是媒体问一些私人问题，比如你问我陈先生你的工资是多少呢？我就可以不答。这是个人的资料。但是一些机构的资料，比如你机构里聘用多少人，总体的工资该是多少？我们是不能不答的。有些媒体希望能够了解我们的员工的心态问题，一些工作感受的问题，这类跟公务没关系的问题，我就让员工自己决定要不要回答。如果是关于财政、服务、服务质量、管制系统、委员的组成，只要你问了，我们就必须要回答。

　　B：看到7月6日的新闻报道说，香港红十字会的总部目前土地被政府征用，政府批出九龙海庭道给红十字会建新总部。我看到新大楼模拟图，是一栋高层建筑，很气派。你们是如何筹得建筑费用的？

　　C：政府给了我们象征性的地价，仅1元港币。大楼占地面积是原来的四倍，而且需要建11层，新大楼建设费预计在4亿左右。我们红十字会正在积极为自己筹款，在官网上也设立了为建新大楼筹款的项目。其实，我们从2002年就希望重建总部了，近十年里，香港红十字会发展很快，带薪员工从500多人上升到1500人。但是筹款始终很困难。香港慈善家邵逸夫捐款1.2亿，是这个项目头笔捐款，目前我们已经向社会筹到3亿多了。仅三层楼高的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楼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向独居长者送上棉被以表慰问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代表社会力量来监督我们，这也是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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