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23日 11:17 来源：中国经营报
张一君
尽管迫于各种压力的各部门相继公开了三公支出数据，但由于数据间的差异太大、机构的解释不清晰、相关监督机构没介入等原因，公众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就公众关心的数据到底有没有可信性，哪个部门应该负主要责任等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李长安。
公开的数据没有意义
《中国经营报》：自国务院要求中央98个部门公开“三公”支出以来，截至7月19日，迫于各种压力，共有45个部门公开了经费预决算。但公布的结果令人诧异，部委单位的三公支出差异太大，许多数据令人费解，这些数据的真实性能不能保证？
李长安：有些数据确实让人疑惑，比如从2010年公务接待费决算数这一项来看，最高的中科院为9995.5万元，最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仅为5.84万元，两者相差1711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再比如住建部作为国务院一个较为重要的部委，2010年公务接待费仅为26.07万元，近期处于舆论旋涡中的红十字会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仅为3万元，这些数据可信吗？
除了真实性问题，我认为这次公开三公支出数据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统一的口径，数据与数据之间没有比较，公众不知道这些统计数据的口径是什么，不知道公布的数据是部委本身的支出还是包括摊派到下一级单位的支出。比如大家质疑比较多的水利部的公车支出近亿元这个数据，到底是水利部一个部委的公车支出，还是包括水利部下属机构的公车支出，公众不明白。
《中国经营报》：有专家认为这些数据之所以导致质疑是因为公布的不够详细。比如没有公布各单位在职人数，这是个最基本的数据，没有它三公支出数据根本没什么意义。也没有公布三公支出占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占整个财政拨款支出的比重，从这个比率才能看出三公支出是高还是低等问题。除了目前公布的数据，你认为三公支出还应该公开什么数据？
李长安：我认为不只三公支出，所有的财政收支都应该公开，这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也有明确的规定。现在公开的只是一个笼统的数据，没有任何明细，公众根本无从得知这些钱到底花在了哪里，更不用说什么时间什么人花的。所以我认为各部委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仅仅就三公支出而言，至少还应该公布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编制三公支出预决算表，这样才能反映政府各项职能活动中三公支出的多少。还应公布三公支出的编制原则和控制标准，这样才能分辨预算编制本身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是要对三公支出的各项做明细说明，比如因公出国有多少次组团，多少人次，主要是参加什么活动；公务车购置和运行费中购置费是多少，运行费是多少，有多少台车，均价是多少；接待费中接待来访花费多少，业务工作花费多少等等。
人大应负主要责任
《中国经营报》：公众多在质疑目前公开三公支出的合理性，但又不明白到底什么样的三公支出才是合理的，我们如何判断三公支出是否合理？
李长安：我们国家在合理的三公支出问题上确实模糊不清，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模糊不清。
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判断三公支出是否合理：第一，比照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和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例都可以作为参考；第二，应该把支出和部委的职能挂钩，这样才能确定是否合理，不能所有部委的三公支出都相同比例，有些部委可能公车消费高，有些可能公务接待高，不能同一而论；第三，看部委用三公支出做了什么事情；公车是不是真的公用了，招待费是不是真的出于工作需要等。
但不管什么标准，三公支出都是越少越好。
《中国经营报》：按理说， 2011年5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三公支出在6月底就应该公开，如今一个月快过去了，还有一些机构的数据迟迟没有与公众见面。而通过你刚才的分析来看，已经公开的这些数据意义也不大，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规范三公支出？公众指出了这么多三公支出数据里的不合理之处，除了少数被质疑的机构解释外，并没有专门的机构为此事负责。
李长安：我觉得相关部门没有考虑公开以后应该怎么办，仅仅是为公开而公开。比如中科院的天价公务招待费，既然公众质疑，就应该立即有相关的监督和问责机构跟进，必要时司法可以介入。
我个人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对此事负责。人大应该起到质询和问责的作用，应该给全体纳税人一个交代，钱是怎么花的，用在什么地方了等，我们缺乏必要的监督途径。另外，审计署也应该对三公支出的公开负责任，至少应该保障数据的真实性。
《中国经营报》：中央政府对包括三公支出公开在内的财政公开是否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
李长安：我觉得包括三公支出公开在内的财政公开做得太不够，目前既不规范也不科学，也没有统一，但这些问题都不是因为制度缺失。我国政府早在2008年就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特别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公开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不久前也有关于建设透明政府的规划，但这些条例和规划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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