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拿什么拯救企业信用缺失

　　随着一个又一个大品牌的谎言被揭穿，大家不禁要问，与企业生死休戚相关的信用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企业信用危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社会信用危机？中国如何重构自己的信用体系？为此，本报特邀三位专家，共同探讨信用危机背后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

　　对话嘉宾：

　　王永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被誉为中国“顺风车王”

　　王微 危机管理专家，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清华大学项目管理工程学院主讲教授

　　许云峰 许云峰品牌实验室首席品牌顾问、总策划师

　　主持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莉 李松

　　中国企业信用面临“打折”挑战

　　主持人：近段时间以来，为何如此集中地出现大品牌欺诈问题，比如味千拉面“骨汤门”、永和豆浆“冲兑门”，以及达芬奇“产地门”等？

　　王永：这些情况其实早就存在，只不过最近才爆发出来，这里面有必然原因也有偶然因素。必然原因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偶然因素则是由于微博(http://weibo.com)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维权行为变得公开、透明，也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迅速传播，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王微：没有一个国家敢卖假烟假酒，可中国企业家没什么不敢做。本来“瘦肉精”事件的出现是一次很好的整治时机，但遗憾的是，政府没有下狠手，导致目前这种“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局面出现。监管不作为，却让企业穿着道德的底裤，这又怎么可能？

　　主持人：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近年来中国企业的信用是否有下降的趋势？

　　许云峰：中国企业的信用的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是企业，任何一个社会公民，都受到更多的舆论监督，这更考验每个企业和个人的品质。

　　王永：企业信用下降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家的心态浮躁，受片面的业绩观的影响，缺乏长远眼光。同时，制度的不确定性，让企业家缺乏安全感，进而希望赚快钱，赚黑钱，捞一把就走。也有很多企业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是安全的。

　　企业“人品”远比“才华”重要

　　主持人：什么原因使得非常注意品牌形象的企业，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欺骗消费者？为什么很多在国外很诚信的洋品牌到了国内就不讲信用，而且近期越来越明显？

　　许云峰：中国的不少标准、法规本身存在漏洞，令“聪明”的商家有空子可钻，很容易靠一些诉求模糊的概念、靠打擦边球安全生存，聚拢大量利益。同时还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品牌形象塑造越好的品牌，消费者的信赖感越强，这些企业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信赖心理，在光环的庇护下从事“灰色”的行为，以为可以侥幸过关。

　　由于各种监管程序比较完善，一旦出现问题付出的代价异常之大，加之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洋品牌在国外还算循规蹈矩，但一旦到了中国就会“入乡随俗”，往往也学会一些“潜规则”。

　　王微：就像前段时间可口可乐被指防腐剂超标一事，其实真不能怪人家，人家也遵守了我们的检测标准，无奈我们的门槛比别人低，有什么办法？

　　王永：世上不存在天生就诚信的企业，关键要看不诚信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同样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可以很轻松地逃票，但在美国就不敢，因为只要一逃票，他的不良信用记录就会伴随终生，如此严厉的惩罚条款谁还敢犯？

　　主持人：对于一家企业来说，信用意味着什么？是否比我们整天强调的技术创新更加重要？信用的缺失，是否比技术的落后和工作的失误更加可怕？

　　许云峰：“诚信”二字都带个“言”字，“人”唯有对所言负责，才能“成”，这是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当一家企业技术领先但不诚信，它很容易在竞争中越来越趋利，从而利用其技术优势做出更多对消费者可能带来伤害的事情。

　　王永：我们用人时常讲，人品、才华都很重要，但人品比才华更重要。如果人品很差，才华再好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力可能也越大。对一个企业而言，信用是基石，技术是翅膀，没有基石，企业的大厦终将倒塌。如果技术落后，可能只是暂时的，工作的失误也可以改进，但信用的缺失将从根本上决定企业一定没有出路，缺失一旦败露，企业的品牌将受到致命打击，消费者也很可能将其彻底抛弃。

　　中国到了重构信用体系的时候

　　主持人：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在中国，从个人到企业，甚至到政府，信用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许云峰：我认为是因为现阶段整个国家和国民价值观的变化，大家越来越浮躁，争相追逐名和利。

　　王永：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在中国还有很多企业和个人有着良好的信用。至于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一些企业信用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里面除了浮躁的心态之外，制度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国家发展太快，制度建设不能与之相适应，加之中国国土面积很大，情况复杂，所以常常导致制度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得企业家普遍缺乏安全感，人们都想赚快钱，所以才会出现不择手段的情况。

　　主持人：有人指出，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云峰：不信任感是由强烈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客观上也因为众多事故、负面案例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的不信任感，而主观上也因为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从而产生更多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又相互作用，更加加剧了“不信任墙”建立的速度和程度。

　　王永：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并非中国独有，在日本、英国，甚至美国这些不信任的“墙”也是客观存在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还是那句话，要有理性和建设性。

　　就我个人而言，坚持了13年的顺风车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我每天都会搭载陌生人，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其实还是很容易被唤醒。就像在汶川地震之后，有外媒评论道，中国前一分钟还是牢骚满腹的一盘散沙，而地震后的一分钟，马上就凝聚成一块坚不可摧的钢板，这可能就是中国。再比如，温州高铁事故之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温州市的医院外就排起了前来献血的长队，这里面不乏80后、90后的年轻人。

　　主持人：中国是否到了应该重建信用体系的时候？

　　王永：确实如此。至于方法，可以结合中国的特色和国情借鉴欧美的先进做法。首先，加大对不讲诚信的企业和人的惩罚力度。同时，建立可共享的完整的信用档案，可以包括一个人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银行的诚信体系，以及在学校的各种表现等等。任何一个人做的好事和坏事都会记录在案伴随终生，这样我相信不讲诚信的人会大大减少。

　　社会各界还应该表彰那些诚信的典范，让他们受到尊敬，把他们奉为时代的榜样和英雄。总而言之，通过奖优罚劣，加大监管力度，共享信用信息，中国的信用体系虽然任重道远，但前途还是光明的。

　　【马上评论】

　　罚要罚得胆战心惊

　　□董莉

　　美国波音公司的入职教育很特别，是让大家看一本录像带。录像带里能看到什么？总裁躲在房间里不愿接受记者采访，所有员工都在收拾行李，公司破产了。

　　这样一种危机感的背后，是美国极为严苛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个实际案例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出口的烟火在国外引起多起人身伤害的产品责任事件。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斯考特兄弟俩在燃放时发生事故，右眼被炸伤。作为法定代理人，其父母要求赔偿600万美元，其中100万为人身伤害，500万为惩罚性赔偿。

　　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者对此却显得非常弱势。

　　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倒霉事：吃面条时看到了苍蝇，但老板往往给换一碗，最多免单。不妨想想，要消灭类似质量问题，商家要加强质量控制，那该花多少钱，送你一碗面条不过几块钱而已。

　　由此可见，“惩罚性赔偿”之所以必要，不在于消费者得到更多的补偿，而在于迫使生产者放弃故意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故意放松质量控制的行为。试问，如果有严苛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不良商家面临的赔偿金额远远高于其加强质量控制的费用，哪家企业还敢不理不睬呢？

　　用王永的话说，中国的惩罚措施太轻、太温柔。同时，对那些诚信的企业奖励也很不到位。所谓奖要奖得心花怒放，罚要罚得胆战心惊，直至使其失去再次犯错的能力，也就不敢不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