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财富与权力集中是政治问题不是监管问题

　　当前改革没有解决金融部门在全球越来越高的集中度和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问题，这会为下一次危机埋下“大而不倒”的隐患

　　沈联涛/文

　　金融是一个服务行业，但在过去30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似乎逐渐背离了它的本质。

　　金融部门的功能是保护实体经济中的产权，改善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风险管理和加强对借款人的约束。金融中介是实体经济的代理者，银行家应该是社会中最可靠的人。

　　一家英国大银行曾提出口号“增加现有客户的资金投入度”，这最能概括银行家和客户(实体经济)之间的分歧。它让人想到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笑话：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工作就是，管理客户的钱直到这些钱消失了为止。不管银行家怎么说，在2007年到2009年，如果国库不掏腰包提供大量救助，很多钱都要不翼而飞。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委托-代理关系，其中信任是一切基础。实体经济部门委托金融部门管理它的存款，银行作为代理人对客户负有信托责任。代理业务是一项很大的公共事业，因为中介不用承担客户所要承担的风险。但当短期利益驱动力不断推动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时，这一切都变了。银行家以提高资本效率为名，其最终目的却是提高杠杆率。

　　在过去30年，随着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金融业从一个服务代理人变身为比实体经济还庞大的一个自我服务的委托人。金融资产总规模(即除衍生品之外的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未偿贷款和银行资产)从1980年全球GDP的108%，急剧上升到2009年全球GDP的400%以上。如果算上所有衍生工具合约的名义价值，金融业的规模约是全球实体部门规模(以GDP衡量)的16倍。现在，这个代理人的经济实力令实体经济相形见绌，其政治权力同样如此。

　　金融可否成为一个比实体经济挣钱还多的永久赢利机器？在美国，企业利润中，金融业所占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10%，上升到了2006年的40%。由于工资和奖金占到金融部门成本的30%到70%，金融业极有动力在高风险下追求短期利润，尤其是通过杠杆融资的方式。

　　危机后金融部门改革的关键目标是，限制杠杆率，强化资本及流动性，设立更加透明的报酬与风险的关联方式，以及对系统风险采取宏观审慎和逆周期措施。当前改革没有解决金融部门在全球越来越高的集中度和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问题，这会为下一次危机埋下“大而不倒”的隐患。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在2008年，全球最大的25家银行拥有44.7万亿美元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73%和全球银行资产总量的42.7%。这25家大银行中，1990年尚没有一家总资产超过东道国GDP，但到2008年就有七家超过，且半数以上总资产规模达到东道国GDP50%以上。危机后，金融业集中程度随着破产机构的兼并而上升。在这样的增长与集中速度下，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已大到超出东道国和全球监管体系对它们的承销和监管能力。

　　这种财富与权力的集中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监管问题。

　　金融与实体经济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依赖的。金融是实体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放大器，它放大了实体经济的潜在弱点，并由此导致金融危机——过度消费、过度杠杆和不良治理。

　　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我们不应妖魔化金融业或指责监管者，而是应考察世界面临的真正的结构和系统的问题是什么，金融业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金融业最大的机遇是新兴市场的崛起，在未来20年至30年，10亿新增劳动人口和中产阶级将有更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同时，世界需要解决巨大的资源压力问题，因为那时消费水平将可能达到现在的3倍。

　　当前这种利用过度集中的杠杆进行过度消费的模式，在生态、金融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事实上，将现有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模式复制到新兴市场会引发更大的全球危机。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要靠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和更为包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金融领导者必须应对一个消费和投资将从根本上改变的世界，并带头推进这一转变。

　　金融部门最大的改革不太可能由监管推动，更可能由金融界明智的利己主义推动。只有当信任得到重建，金融业不能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繁荣时，我们才能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激励机制是突出的问题。如果金融工程师挣的钱远远超过了环保工程师的收入，我们是先实现绿色经济还是泡沫经济呢？■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