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应对长期挑战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

　　■ 本刊记者孙芙蓉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我们还是从一份报告谈起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财政监测报告》指出，全球财政环境面临高度风险，请您谈谈应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面临的风险。

　　朱民：这份报告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在解决关键的财政薄弱环节方面有所进展，但是全球财政环境仍面临高度风险。在欧元区，许多国家有效地降低了高额赤字，详细地制定了中期计划，并致力于增强财政体制。但是，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大型经济体的借款利差还是大幅上扬，表明市场情绪可能急剧变化。日本和美国在制定和实施财政调整计划方面进展更为有限，但利率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毫无疑问，美国今后财政调整的实施将面临严峻挑战。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需的中期财政调整规模一般较小，但一些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高速增长时，其财政紧缩力度不够。

　　进一步讲，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严峻挑战表现在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高额公共债务、银行体系漏洞、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疲软。我们都看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动荡性比较严重，而且很多资金从高风险的资产转移到风险度比较低的资产，因此美国10年期国债回报不到2%。然而银行业和资本市场流出了很多资金，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退出美元资产，因为担心美元会进一步走弱，所以瑞士法郎、黄金、日元的价值都走高了。同时，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宽幅动荡，所以这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市场局面。

　　我们的判断是，新兴和低收入经济体都依然面临严峻的政策挑战，而且还必须在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增大这样一种环境下应对这些挑战。短期内的适当调整步伐取决于每个国家面临的市场压力、经济增长风险的大小以及中期计划的可信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中期计划和保持清晰的沟通对于确保可信性非常重要，对此掉以轻心的话，市场可能会认为财政风险将自我实现，由此引发流动性压力增大，利率上升，进而侵蚀经济基本面。对这种威胁不能等闲视之，而应迅速采取行动予以解决。

　　市场有这样几点是很多人所担心的：第一，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进一步蔓延到整个银行业。第二，美国赤字危机会不会进一步蔓延，美国经济会不会有第二次探底的危险。第三，会不会有严重的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会不会停滞。如果看标普500强的话，它们总市值已经下降了20%左右。实际上很多人担心的这三点是仍然存在的。还有很多人担心欧洲的银行业，担心美国经济复苏的能力，特别是政府领域、银行领域、住房领域的资产负债表，甚至有一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不是特别健全，这些都会导致莫大的风险。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会发生第二次大紧缩。

　　记者：请您分析一下美国经济走势以及美元的前景，您怎样评价美国针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所采取的政策？

　　朱民：美国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增长，这甚至成为美国现在比较重要的政策问题。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经济面临很大困难，主要是增长的问题。美国具有资产负债表重组的需求，美国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自危机以来有很大的改进，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需进一步地重整。从整个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为应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奥巴马最近敦促美国通过新的“就业法”，政府总的开支规模达到4470亿美元，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方案，希望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从全球看，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消费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需求，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和恢复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推出新的就业法是件很好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推出新的就业刺激方案时，美国还要拿出中期的财政预算方案，使财政进一步恢复到健康水平。

　　我认为，总的趋势是美元的不可替代性与走弱的长期趋势相互平衡。美国经济不景气，加上美国的财务负担很重，这使全球对美元的信心会产生冲击，所以美元不断走弱。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十年中，美元指数一直在走弱。不过，从目前的整体趋势来看，各大货币体系是相互依赖的。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的走弱，这两种货币是在互相既平衡又弱化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美国被调降信用评级之后，美国理应发生一场债务危机，但10年期美国国债仍然受到追捧，其收益率反而降到了2%以下。显然人们知道美元风险不是破产风险而是信用风险，这导致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形成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长期投资不断流入美国国债的同时，也进入黄金、瑞士法郎、日元等避险资产。这表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不可替代及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市场对美元信用风险的担忧。

　　记者：您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应当采取哪些对策？

　　朱民：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得增长可持续，变得至关重要。有一个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当初的判断更多看到的是短期需求的问题，所以当时并没有出台有力措施来推动供给方面和结构性的改革，以至于现在形成了又一轮增长危机。也就是说，本轮增长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结构性改革。刺激政策指向的是需求概念，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在市场充分有效的情况下，刺激政策能够推进经济结构变化。但目前看来，市场并不完全有效，总需求要推动结构改革，并非那么快速有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结构改革的要求很高，而主要矛盾是怎样把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结构改革配合起来，实现稳定的过渡。现在经济放缓已成为客观事实。我们已经把全球经济增长从此前估计的5%以上，下调至4%左右。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则从3%左右下调到1.5%和1.8%，这是一个很大的下调幅度。所以，怎样维持经济增长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首先需要政策来支持并推动现有的经济增长，因为增长最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没有增长就没有钱还债，更无法削减债务。其次，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在中期内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这样才能赢回市场信任，重新回到市场融资。现实的挑战就是：债务很高的国家需要回到市场融资，但如果市场不相信其财政政策的话，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短期是平衡增长与紧缩，中期是财政紧缩，那么第三步就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经济增长又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取得。譬如，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进一步减少垄断并加强私有化，对工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进行大规模调整，还有教育改革，推动人力资本的形成等等。这些根本措施，最终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显然，这是一个中期计划，不可能一夜奏效。

　　现在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政治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智慧的挑战：如何将短期经济刺激、中期财政紧缩和中长期结构改革结合在一起，并与推动经济增长通盘考虑。这看似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还是可实现的。这需要很多创新，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存的局面。

　　记者：这一次欧美经济增长乏力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会带来什么风险和负面影响？

　　朱民：这次欧美经济增长乏力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比较小。在这次危机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危机在全球的散布出现了新的特征。欧美的共联性大大提高，但是欧美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波动出现分散化的趋势。以前如果欧洲、美国市场发生的波动是1的话，新兴市场的波动就会超过100，但这次我们发现新兴市场的波动相对比较小，就是说第一次在近50年来的历史上，发达市场产生的波动和危机，较小地波及新兴经济体。

　　全球今天处于一个以前没有过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的大环境，资本正在产生一个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反过来说，我认为新兴市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危机。今天世界处于低利率和充沛的流动性环境中，流动性水平甚至高于2007年和2008年危机以前。因为危机以后，全世界都在实行低利率。现在流动性宽裕就使得资本在全世界流动，资本流动性很大，也使得去杠杆化变得很困难。另外钱是跟着增长、利润、市场走的，在低利率和资本大幅度流动的情况下，资本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会很大。美国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总额从2006～2007年的300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500亿美元，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资金则从2006～2007年的9000亿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6000亿美元。强劲的资本流入正对新兴经济体的消费和资产价格施加压力，催生金融部门风险。

　　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两年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新风险，就是贷款的增长比例太高。我们用2010年新增贷款比新增GDP为例，就是新增产1元钱的GDP，要用多少贷款比例来衡量。危机以前基本上是100%，中国2010年是200%，印度是320%，秘鲁是280%，土耳其是420%。也就是说，在危机解救过程中，是通过增加贷款和政府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在全球经济波动和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过多的贷款可能产生很大的潜在风险。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危机。

　　记者：您曾经谈到全球经济“双速复苏”将经济增长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请您谈谈这将给全球带来怎样的重大变革，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哪些方面进行深层改革？

　　朱民：这的确是全球经济的重大变革。人口远多于发达经济体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正经历着需求和供给的强劲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金砖四国，有着30亿人口，而发达经济体仅有10亿人口。如果把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加起来，这一数字将占到全球总人口的85%。有一大部分人口的收入现在正迅速增加，这势必导致全球经济在重要方面进行结构性变革。

　　我认为，新兴市场应该将注意力从外部需求转到内生的、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政策也要跟进并尤其注意供给面。新兴市场应采取以下步骤：第一不遗余力地继续增加农业产出，以应对粮食需求激增。第二要特别关注服务业部门，因为服务业创造着可持续的就业岗位，出台开放的、促进市场竞争的配套政策。政府还应该积极取消企业垄断，促使任何企业都能够自由进入市场，从而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价格。第三加大投资，消除瓶颈。加大对工人的教育和培训，以增加资本的使用效率，提高家庭收入。投资于已有的和新的技术应用也将促使生产力提高。第四维护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以确保其他政策发挥效用。因而，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保持强劲的财政、金融和外部缓冲，实施良好的宏观金融政策。

　　新兴市场未来的发展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建立可行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部分新兴市场的养老金制度将会对下一代造成过度的负担，如果这一福利减少，许多人又可能会陷入贫困。同样地，各经济体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让人们获得更多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发达经济体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改革中不乏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新兴市场国家应该从这些例子中吸取教训，设计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体系。二是改革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吸收居民储蓄，并将之转化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部分。金融机构在促进外资流入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市场经济良好的增长机会将使外资流入在中期保持强劲势头。我们需要改革，以确保各经济体的金融部门服务于该国经济，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在收益私有化的同时，损失不要社会化。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过去两年成绩骄人，未来也一片美好。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一良好发展的势头能一直延续下去。事实上，如果各经济体不能优先考虑和有效应对上述几点挑战，这一美好的未来很可能将无法实现。有关政策失灵以及由此导致的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低迷，现代史上并不乏发人深省的个案。

　　记者：中国目前在IMF的份额为6.39%，并拥有3.82%的独立投票权。为将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IMF做过很多努力，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公开表示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包含迈向国际化及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朱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货币地位的提高及国际认可也变得更加重要。今年担任G20主席的法国总统公开提出欢迎人民币加入SDR篮子，IMF也发表公开言论欢迎人民币加入。这些都表明世界需要中国货币地位的提高。SDR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统一单位，对于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作用都非常大。

　　我认为，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使用，即要具有广泛的使用性，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所要着力推动的。截至今年7月末，中国累计办理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达1.63万亿元，可见人民币的使用率很高。与此同时，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根本的是要有以这个货币计价的资产可供投资。否则，如果拥有这种货币却无法使用，那么依然无法成为国际货币。最近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进人民币产品交易，加深市场，这是很积极的举措。但要形成人民币产品的资本市场，需要体制变化、产品变化、市场变化并需要监管变化以及清算等等基础设施的建立，这对于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中国政府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表明要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民币逐渐国际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政策方向和取向。具体应该怎么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次危机一个最大教训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思维模式并不一定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形成了共识，但对未来的探索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所以，只要方向是对的，过程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发展来采取相应政策。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举办的达沃斯论坛有很多中国企业家参会，无论大连还是天津都是如此。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家的行为对金融的影响很大。您认为对企业家以及业界人士来讲，应如何把握今天世界的根本变化？

　　朱民：我认为企业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要把握天下大势，就是大的趋势，需要站在潮头上，这一点很重要。当今世界发生了以下根本性变化。

　　第一，这一次金融危机把世界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改变的起点就是危机以后，全球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是5.1%，新兴经济体增长是7.3%，发达经济体是3%。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是4%，发达经济体增长低于2%，新兴经济体增长高于6%以上。这是在近百年、近数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有这样的变化，这个世界真的变成了两个格局。现在全球经济增长开始转向新兴经济体，所以新兴经济体变成了全球经济体增长的主导。以前新兴经济增长比较快，但是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它的总比重还是不够。这一次新兴经济体GDP已占全球的一半，所以现在整个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人类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结构性的变化。

　　举例来说，这将带来全球对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10年以前全世界铜的消费量是1500万吨，其中发达国家消费1040万吨，新兴经济体消费不到500万吨。5年以后，全球经济铜的消费量将是3500万吨以上，会翻一番，其中有2700万吨是新兴经济体消费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为什么铜的消费变化会这么大，是因为铜是典型与居民消费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资源。新兴经济体变得有钱，开始追求消费，整个世界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将是世界从现在开始要发生的最为深刻和最为根本的变化。

　　第二，这个变化会带来全球制造业大变局。危机以来，我们看到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现在越来越多地向高技术、更高技术的创新型服务业发展，走得非常快。新兴经济体现在向高端的资本密集型和成套设备方向发展，种类非常多。中国在机械设备、修路、挖煤、医疗机械、新能源方面已经领先。若往高端产品走，提高产品的价值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不可回避的。10年以前，戴尔不在中国生产，今天戴尔电脑几乎全部在中国生产，这个转移是不可忽视的。

　　记者：除了您刚才谈的全球经济增长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制造业大的格局变化，您认为还有什么重要的变化值得企业家去思考，中国的企业应当怎样重新定位？

　　朱民：前面谈到的全球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对企业而言首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今后要找自己的内生资本来发展经济。第二个问题，在全球生产链中，企业要考虑怎么样进行产业转移。还要重点强调一下第三个问题，即企业怎样迎接一个新的高技术浪潮。谈到高科技，我们以前对高科技偏重于讲绿色产能，绿色经济，这是对的，但是其实更多的高科技是发生在非绿色方面。如下三个简单的例子较能说明问题。

　　移动技术发展的挑战。因为云计算的原因，它的规模，它的速度，它的成本的下降，使得今天世界上所有通信都可以变成移动的。我看过一部手机，它可以把我带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街口，对着那个街口一照，这个手机可以告诉我，哪里是我想去的法国餐厅，哪里是我好朋友的地址。如果受伤了，医院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医疗资料都可以在一分钟内通过网络查到，而且它会告诉你，最合适的医生在附近什么地方，这是我在美国的一个远郊城市当场做的实验。

　　机器人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到来的挑战。人工智能最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语音识别技术、搜索技术的提高，对脸谱的识别技术也大大提高了，产生了无人操纵的飞机、无人操纵的汽车。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简单地造汽车，而是可以造手机，并且其质量百分之百地可靠。比如一张颈椎片子，大夫会诊，三个人需要十多分钟，机器人只需要三秒钟。现在人工智能已经第一次突破了人机对话，已经不知道它是机器还是人了。如果人工智能这样发展下去，未来还有廉价劳动力吗？凭什么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必须在中国发展？

　　接着的问题是，以基因为主的生化技术的挑战。基因技术突破后，生化技术转移得非常快。比如减肥，现在已经发现了基因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胞是负责增肥和减肥的，可以将药物注入这个细胞，控制其生长，28天，任何人想要减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减到什么程度。又比如记忆衰退老化，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与他人细胞的注入来解决。再如以前做人工膝盖，材料从钢到锂，从锂到陶瓷，讲究的是耐磨。现在人工膝盖，加上生化技术和神经牵引着膝盖，甚至比原来的膝盖还要好。

　　总之我想总结为三点：第一，经济增长的重心，移到了新兴经济体，企业没得靠，必须得走自己的路，怎么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二，全球制造业重新布局，重新变化，在这个产业链的变化里，企业定位在哪里？第三，新科技会迅速带来全球工业的重新变化和革新，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自己的技术和规模，因为这一切会转瞬即逝。所以，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企业家要掌握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