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德拉吉：货币战争视角下的冲突和新联盟

　　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有更为全球性的视角；要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应当考虑政策对彼此的影响

　　■ 意大利银行行长、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 马里奥·德拉吉

　　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银行家，197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2006年年初开始担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等职位。2008年以来负责协调二十国集团国际金融改革事务。将于2011年11月1日起接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引 言

　　“货币战争”这一概念是由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于2010年9月提出的，它揭示了当前国际货币关系领域中弥漫着的冲突气味。事实上，近几个月以来，许多国家已经对外汇市场进行了直接干预或者采取了其他形式的资本控制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我想略谈一些浅见。

　　近30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发达经济体采取竞争性贬值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就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指出，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与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冲突。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冲销干预(sterilized intervention)的有效性就受到了质疑，这促使美国放弃了这一方法。在欧洲，单一货币的诞生使蛇形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调整机制和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前两个阶段的汇率调整机制先后寿终正寝。

　　现阶段，发达经济体只在汇率出现极端迅速的、大幅度的波动时，才采取干预措施。1981年至1997年，美联储先后采取了453次干预措施，平均每年30多次。然而，近12年来，美联储只采取了两次干预措施：一次是在2000年9月，当时欧元兑美元汇率处于历史低点；另一次是在今年3月18日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欧洲中央银行只采取了4次干预措施，分别在2000年9月和11月。日本似乎更加不情愿放弃货币干预政策，因为日本经济增长缓慢且日元面临升值的压力。2004年后，日本仅采取过两次干预措施，分别在2010年9月和今年的地震后。

　　由此，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就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近20年来，汇率发生了大幅度的波动，美元兑欧元、美元兑日元汇率高点与低点的比例接近2∶1。尽管如此，上述经济体由于规模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够从容应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因为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交易活动大多局限于本地区范围内，且其成熟的远期和期货市场也为货币套期保值提供了便利。

　　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则大相径庭，汇率干预措施司空见惯。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希望降低汇率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二是对上述影响难以采取预防性措施。但是，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干预汇率有助于推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且，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大规模预防性外汇储备的愿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我们所知，上述政策使盈余国家与赤字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大规模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经济诱因之一。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首要任务是及时采取国际协调政策，以免重蹈“大萧条”的覆辙。值得一提的是，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保护主义或者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截然不同。然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呼声从未销声匿迹，因为全球化对垄断租金构成了威胁；并且，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有所抬头。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于2008年11月宣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仍有17个成员国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上述保护主义措施的范围大都很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

　　从根本上讲，各国已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供应链和进口投入，大家相互依存。并且，许多保护主义措施，包括所谓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条款，早已被束之高阁了。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为国际贸易关系提供了更为稳定的法律基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国际贸易迅速复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因于国际社会未发生货币和商业战争。

　　当前的形势

　　当前的国际社会在整体上形成了合作的氛围。然而，由于经济复苏的进程出现了波折，形势略有变化。与两年前的情况相比，互不合作的气氛逐渐蔓延的可能性明显更大了。这种风险是由当前国际形势的诸多特征所决定的。

　　首先，复苏并不均衡。这意味着，各国经济政策所处的国内环境各异，政策目标不会完全一致。除德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有气无力，面对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高企的失业率而无能为力。显然，扩张性政策气数已尽。近三年来，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有必要继续为经济提供巨大的支持一直存在争议。不作为、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和全球长期利率维持高位，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新兴经济体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率高企、信贷规模膨胀。许多国家已收紧了货币政策，但实际利率仍然极低甚至为负利率。在宽松的全球货币和金融市场环境中，许多国家的资本流动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货币当局不愿意进一步提高利率，担心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于是，这些国家采取了资本控制和其他审慎措施，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能够缓解政策压力，但在中长期仍会产生扭曲作用。

　　其次，最近的经验表明，多极世界已经形成，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着实现自主增长的一极。然而，多极的国际货币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差别很大。对发达经济体资产的需求依然强劲，美元仍稳居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资本涌向新兴经济体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受欢迎的，因为新兴经济体能够提供最高的潜在回报。但是，许多国家用于购买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债务的资本流出规模更大。

　　最后，宏观经济失衡的状况在危机期间有所缓解，但现在又在加剧，主要原因是逆差国家的需求不振。这反映了储蓄失衡的现象还将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国际社会在市场情绪和市场偏好突然转向以及/或者利率周期变化所引发的风险面前更加弱不禁风。

　　国际货币体系的上述状况必然会带来不尽如人意的后果，特别是，可能会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单一主要储备货币的存在会引发更多的突发性汇率波动，也限制了市场力量制约发达逆差国家(特别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范围。因此，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汇率调整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的盈余。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安排会使第三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偏离正轨。在采用灵活汇率制度且放开资本账户的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已经推高了其汇率水平，有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已成为币值高估国家。汇率和宏观经济失衡的调整如果不充分，会导致应对措施的紊乱，诱发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政策。

　　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是采取有序政策解决当前的失衡问题。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全球需求的重新均衡是实现可持续复苏的关键。发达经济体需要应对债务问题：在巩固财政基础、降低私营部门杠杆率的同时，必须实施旨在激发增长潜力的结构性改革。在规模大且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应当扭转过度储蓄的局面。这意味着，应当逐渐转变那种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辅之以一系列合理的政策措施，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促进产业工人跨行业的流动，降低预防性储蓄的水平。如果货币更有灵活性，将有助于需求的重新平衡。在规模大且存在顺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在不将盈余资本投向发达经济体资产的条件下允许货币逐步升值，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次，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和共同监督机制，全球需求才能形成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为此，在二十国集团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布，将共同努力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和稳定增长。旨在减少失衡的共同目标和必要措施体现在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及“相互评估程序”等重要文件中。2010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以及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工作进展表明，实现上述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再次，即使在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全球需求的重新均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宏观失衡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要经济体之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采取有序的方式对之进行调整。为了建立一个比以往更稳固、更高效的金融部门，有必要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

　　最后，在近几年的全球衰退中，世界贸易组织以规则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得到了认可，但在现有协议的框架下，国内市场的诸多方面(特别是服务业)实际上还未承受来自国外的有益的竞争压力。当前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迟迟未能圆满结束，一些政策空间可能会被那些效率不高、略失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所填补，对这种现象必须要杜绝。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一场货币战争已经真正发生。但是，各国仍主要基于国内形势和短期目标制定了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国际协调的缺乏，更加令人担忧。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有更为全球性的视角；要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应当考虑政策对彼此的影响。国际社会已经共同努力，避免了全球经济的崩溃。现在，在这个身处危机、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国际社会应当证明，我们仍然能够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7月举行的艾克斯普罗旺斯经济论坛中的演讲。译者：南开大学，刘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