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成:建议更加倚重汇率工具来抑制通胀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26 15:23 来源: 中国金融杂志施建淮: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
■ 施建淮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对国内通货膨胀有重要影响。汇率变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首先,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本币价格直接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其次,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本币价格,并且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工资设定的影响,汇率变动也会影响名义工资水平,在这两种情形下汇率变动都会影响本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通货膨胀。再次,汇率变动改变了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本国和外国经济主体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通过总需求渠道间接影响本国的通货膨胀。由于汇率变动全面地影响国内价格,所以汇率是一国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对于那些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国家。在探讨应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策略时,汇率的作用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
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与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率和传递速度密切相关。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并且存在一定的时滞,即汇率变动只是部分反映在进口价格上。这意味着汇率对国内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等其他价格的传递同样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时滞。汇率传递效应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因此实证上得出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程度的具体估计值对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
在已有的文献中,McCarthy(2000)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汇率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Billmeier等(2004)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克罗地亚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研究。Choudhri和Hakura(2006)运用71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汇率传递程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国内,卜永祥(2001)采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对零售物价和生产者价格的传递效应。陈六傅、刘厚俊(2007)采用递规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刘亚、李伟平、杨宇俊(2008)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估计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消费者价格的影响。施建淮、傅雄广、许伟(2008)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消费者价格及其分类指数的传递程度和速度。
国内研究大都采用了月度数据,而月度数据由于噪声较大可能导致回归结果有较大误差。在计量方法上,这些研究多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或向量自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如果存在多个协整关系,会给汇率传递效应的解释带来不确定性。在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时,脉冲响应函数依赖于模型中变量先后次序的设定,这对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不断出现民工荒,制造业劳动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国内因素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不断增强。在上面提到的文献中,都没有考虑劳动成本因素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笔者采用最新的季度数据,并且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分成两部分进行研究:首先,估计人民币汇率变动传递到我国进口价格上的程度;其次,分析进口价格的变动有多大程度传递到了我国消费者价格上;最后,结合两部分的研究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程度的估计。
计量方法和结果
在第一部分研究中,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外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代表国内需求条件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加入外国企业生产成本和国内需求条件因素是为了估计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影响后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此外,回归模型中还加入了滞后期的汇率和外国生产成本以反映进口价格对汇率变动和外国生产成本变动的逐步调整。在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分析后,回归模型采用对数差分变量的最小二乘法估计。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口价格传递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口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并且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口价格的传递有一定时滞。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当期影响比较小,短期汇率传递率为0.05,而且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反映了J曲线效应。中期(1年)我国进口价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则有较大的反应,汇率传递率达到0.35,即人民币升值10%,我国进口价格水平下降3.5个百分点。
在第二部分研究中笔者采用两种方法估计进口价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一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二是联立方程模型。这两个模型有助于分清外部因素(进口价格)和内部因素(劳动成本)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不同影响。笔者将Galí和 Gertler(1999)的混合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情形,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中包含了进口价格,它反映了我国较大比重的进口品(包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在汇率变动后的变化,从而通过对进口价格的作用可以影响本国通货膨胀。
联立方程模型由三个方程组成。第一个方程将国内通货膨胀识别为国内因素(单位劳动成本 )和外部因素(进口价格 )的函数。第二个方程描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演进,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动由通货膨胀预期和需求压力决定,后者用产出缺口代理。第三个方程将通货膨胀预期识别为后顾性成分和前瞻性成分的加权平均,后顾性成分刻画了通货膨胀惯性。在本研究中,前瞻性成分用基于市场的未来通货膨胀预测值代理。笔者使用91天 (3个月) 国债回购利率作为市场名义利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得出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值。
最终估计结果为:我国进口价格对通货膨胀的传递率为0.36,这表明外部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与中国经济开放度很高的事实是相一致的。同时,单位劳动成本的系数为0.10,表明内部因素在我国的通货膨胀动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系数较高,达0.87,这反映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惯性。
将两部分估计结果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计算出人民币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率。短期(当季度)传递率为0.02,中期为0.13,即人民币升值10%,一年左右我国通货膨胀率下降1.3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传递率是在控制了单位劳动成本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由于汇率变动也会通过进口价格间接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影响单位劳动成本,所以人民币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综合传递率会比0.13高一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汇率是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而不是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我们得出的汇率传递率数值是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通货膨胀的传递率。这是政策执行时需要注意的。政策当局通常通过对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操作实现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调控。
本研究的估计结果与笔者前期的研究结果很接近。施建淮、傅雄广、许伟(2008)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人民币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率在5个季度后达到0.14。本研究的估计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结果也较接近,如Hufner和Schroder(2002)的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消费者价格传递率(在两年后)分别为0.16和0.18。Gagnon 和Ihrig(2004)使用1971~2002年样本数据估计了一组工业化国家汇率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率,结果为0.20。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研究也表明内部因素(单位劳动成本)在影响我国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将不断上升,这是推动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长期因素。过去一年,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已上涨30%左右,除非劳动生产率也同步快速增长,否则过快的工资上涨将推高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政策含义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有适度的传递,表明汇率工具在控制我国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应受到重视。由于汇率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直接而迅速,所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我国通货膨胀上升是有效的政策选择。比较而言,加息等货币手段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比较模糊,抑制通货膨胀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发挥作用需要比较长的时滞。2010年10月份以来,央行已5次上调利率,9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然而7月份通货膨胀继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到目前为止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在当前形势下,建议更加倚重汇率工具来抑制通货膨胀,理由如下:
首先,虽然加息可以表明央行的立场,从而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小幅度的加息很难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借贷意愿产生影响。因为我国资金成本相对于投资回报率而言较低。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更加在乎的是能否借到钱。由于美欧债务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即使央行有意大幅加息,目前也是不能实施的,这会刺激全球流动性涌入国内,导致国内流动性膨胀。
其次,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在于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少国际收支双顺差,而加息只会加重热钱流入并且对贸易顺差无直接影响;同时,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央行减少外汇干预,这又意味着外汇储备增幅下降,即外汇占款增速下降。
再次,近年我国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食品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增加进口缓解国内食品供给的不足,可以有效地抑制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食品和能源的进口价格。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对控制食品通货膨胀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加息虽然会提高居民储蓄,减少当前消费需求,但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影响是有限的。
最后,加息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不确定,但对实体经济产生紧缩影响是确定的。由于翘尾因素,下半年消费者价格同比增速将会趋缓,届时加息对实体经济的紧缩影响将会不受欢迎。而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对实体经济不一定产生紧缩影响。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经济不景气,外需本身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了扩大内需的战略,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内需,从而有助于我国在新的环境下实现经济的增长。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国内通货膨胀走势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71141001)分课题《汇率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中的作用》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