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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民间借贷应双线多头监管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0-15 16:29 来源: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全球经济难寻亮点,欧债危机间歇性发酵,中国经济出现下滑,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困难和破产的背景之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举世关注。而对于政府究竟该不该出手大力相救的问题上,学界争议颇多。从中央到浙江省及温州市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始终受到质疑,被认为“治标不治本”。温州民间借贷矛盾会因政府出资救市而根本化解吗?政府的救市举动会否成为高利贷抽身的救命稻草?多种疑虑不断,各类解读纷纷。

  就相关问题,《华夏时报(微博)》记者10月11日特别专访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教授,请他做了深入阐述。

  金融业不够优化

  《华夏时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营经济曾经创造了众多的全国第一,但被曝光的“温州民间信贷危机”,已使温州资金链断裂。为了防止风险扩散蔓延,政府正在出手相救。但人们的疑惑是,政府救市究竟对不对?

  郭田勇:首先,当前民间借贷的狂热令我想到了前些年的股市热、房地产热;其次,民间借贷数额巨大、参与者众;第三,谁是民间借贷的最终需求者?主要以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公司为主。现在,债务链条果然发生终端断裂。

  从目前的情况来观察,我认为肯定先要救急,而不能眼看着危机扩大化。若处理不当可能爆发中国式次贷危机。为了维稳,肯定要付出代价。

  当然,政府在救市的同时,更需考虑通过加速金融体制深入改革来解决根本问题。一方面金融业要最优化,要使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都能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利率应该自由化,要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

  温州现在出台的一系列应急政策只能治标,长期来看则是金融业改革的问题。若想真正化解危机就需标本兼治。

  何况问题并不限于温州一地,自2010年货币政策转向以来,以高利贷为特征的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日益趋高,除浙江外,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地的民间借贷市场情形亦不容乐观。

  深层诱因值得明鉴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民间借贷潮的深层次诱因是什么?

  郭田勇:民间借贷潮的盛行,直接起因于自去年以来的货币从紧政策。

  如果说货币政策的转向是民间借贷乱象的导火索,那么长期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则是民间借贷的深层次诱因。

  更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市场的利率形成机制,央行货币工具往往重准备金而轻利率,使商业银行从理论上的利率管理转向流动性管理,一旦银根收紧,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成为银行惜贷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急需资金却求贷无门,另一方面是负利率、楼市调控、股市低迷环境下大量资金纷纷寻求高回报的投资领域。而正规金融体系既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无足够的吸引力将社会资金纳入其中,银行的间接融资作用大打折扣。至此,供需两方绕开银行系统,广泛投入民间借贷领域各取所需,民间借贷之潮怎能不蔚然成风?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民间借贷潮与银行信贷在某些方面的功能缺失之关联?

  郭田勇:以小额贷款公司、P2P为主体的非银行信贷实体,在数量上侵蚀着银行存款,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融资;在价格上不受限制,体现着市场化的利率。这说明银行信贷在某些方面的功能缺失,如今,非银行信贷在民间借贷领域大行其道,似乎有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势,甚至银行自身也纷纷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开展银信合作等非传统存贷业务,绕开利率限制和金融监管。在此次的民间借贷潮中,就存在银行以委托贷款等方式为民间借贷提供间接融资。

  规范疏导已成共识

  《华夏时报》:当下,对于温州等地民间借贷之利弊,究竟应如何看?

  郭田勇:应该承认,民间借贷的存在有一定道理。民间借贷是融资体系的有益补充,包括P2P、小额贷款机构等在内的民间融资模式,对缓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目前民间借贷所表现出来的风险,主要是在于其高利贷化和全民放贷狂潮的倾向。

  作为债务的链条,民间借贷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风险会迅速扩散,小到企业盈利、家庭和睦,大至金融安全、社会稳定,莫不受其冲击。这不仅会危害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要预防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根本化解民间借贷所蕴含的风险,将其纳入监管体系,以合法的途径加以规范疏导,已成为社会与监管层的共识。

  双线多头加强监管

  《华夏时报》:对于民间借贷巨大风险,“防火墙”如何建?

  郭田勇:民间借贷狂潮有如滔滔洪水,其势不止,部分体现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领域的尴尬处境。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全国的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力。在中央一级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多家机构共同负责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负责监管有国家颁发正式牌照的金融机构,没有牌照的民间借贷机构理论上银监会并不负责,不负责的这些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这样就出现了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而在银监会设立之后,央行主要负责金融宏观调控,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也保留了必要的监管职责。目前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就是由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统计的。但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保守利率被指与真实利率相去甚远,其对民间借贷领域信息的掌握与监控能力远非健全。

  此外,民间借贷领域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也表明,目前这种“单线多头”的监管模式效力难以发挥。

  一是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二是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问题,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往往是资金量巨大且参与者众多。牵涉其中的不仅有工商企业、普通家庭,甚至包括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危机,冲击面也主要集中在一些省市或地区。若波及工商企业会影响当地的实体经济,波及银行会危害当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波及普通家庭更会造成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与地方政府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使地方政府主动监管民间借贷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或可改革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采取“双线多头”的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对金融机构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理论上说,这种监管模式适用于地域辽阔、金融机构多而且情况差别大,或政治经济结构比较分散的国家。

  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实来看,其地域色彩浓,各种非银行信贷实体参与其中,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更适宜采用“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

  采用“双线多头”监管模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地方政府参与监管,短期内可根据各地民间借贷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在信息收集、问题处理、危机预防等方面扮演更积极有效的角色。长期内地方政府或可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双线并行,将助力于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有效化解潜在风险,在长期内引导民间借贷在我国融资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外围工作先做到位

  《华夏时报》:您认为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断裂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郭田勇:民间借贷的供给者方面,参与者众多。家庭和个人的储蓄存款从银行系统流向民间借贷领域,国企甚至是上市企业的自有现金从投资转入放贷,而银行则通过个人贷款、企业委托贷款等多种形式为民间借贷推波助澜。民间借贷的需求者多为中小民营企业,为了满足自身临时性、过桥性的资金需求,有时不得不承担60%的高额年息。而高额的资金成本仅仅建立在平均10%的利润率之上,其债务偿付能力可想而知。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此,在民间借贷的最终供需者之间,还活跃着数量庞大、层级繁多的中介商和二传手。以小额贷款公司、P2P等为代表的非银行信贷实体,扮演着民间借贷领域传统的金融中介角色,而如今,典当行、担保公司、个人、企业和银行也纷纷加入其中。以低价融入资金再以高价贷出,是他们主要的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中介商仅与上家和下家接触,并不关心资金的最终需求和真实用途。民间借贷链条由此拉长,推高了资金价格,其蕴含的风险不言而喻。

  《华夏时报》:一方面救市,一方面声称不保护高利贷,其间关系如何理解?

  郭田勇:高利贷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本来就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约束。政府只应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

  《华夏时报》:中小企业定向宽松的难点何在?强调对坏账容忍度的同时,如何在不破坏商业原则的前提下核销坏账?

  郭田勇:定向宽松只是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不容易。我们可以规定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些单独的指标,但实际并不一定很容易控制。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仍需冀望于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华夏时报》:从救市,到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举措出台,您有怎样的预测?

  郭田勇:肯定存在这种趋势,但根本性的改革,涉及银行业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和利率市场化,有一些前期性工作现在还没有做,比如银行的破产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都应尽快来做。否则,盲目放开管制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恐怕是有问题的。因此,我认为现在应以本次民间借贷危机为契机,尽快着手将外围工作先做到位。

  《华夏时报》:您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其对银行业和经济直接影响的担忧是否被夸大了?

  郭田勇:夸大之说恐怕不能成立,从量上来看,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夸大。

  前两年有相关的调研课题认为,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占到银行业信贷总量的10%到20%。我们就按照10%来估计,考虑到近年来民间借贷的泛滥,今年的量肯定比以往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判断,从现在的增长态势来看,民间金融放贷总量占正规金融(50多万亿的放贷总量)应在20%左右,那就应超过10万亿。所以我认为其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次贷危机。

  防止更大危害出现

  《华夏时报》:更大的危害是什么?是正规及非正规贷款市场中信贷资金的撤出和蔓延效应吗?

  郭田勇:更大的危害是有可能导致实体经济被撂荒,大量资金从事投机性金融活动。而一旦出问题,就有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财富缩水。但我们更担心正规金融机构在危机冲击下,出现大量损失。

  《华夏时报》:由于温州政府与中央有关部门、银行以及当地企业已协同合作来稳定实体经济中的信贷,围绕民间借贷问题的恐慌和假想的最坏情况是否已经结束?

  郭田勇:政府的行动应着眼于标本兼治,从治标角度看,短期内肯定要稳定局势。目前温州金融市场的局势肯定是稳定了,但最根本的,还取决于资金链条会否出问题。稳定局势以后,现在银行还要不要继续追债?如果不追债,银行的不良资产怎么办?如果要追债,银行的钱究竟谁来还?这些以后都是问题。

  各地或应未雨绸缪

  《华夏时报》:在银行提供流动性和政府的帮助下,未来几个月温州会否出现企业与债务重组?

  郭田勇:这是有可能的。

  《华夏时报》:其他地区民间借贷的问题,如浙江其他地区、山西、内蒙古、福建和广东部分地区会否继续涌现?

  郭田勇:这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地方政府应以温州为鉴,未雨绸缪,尽量将风险消除在爆发之前。

  《华夏时报》:随着出口增速大幅下跌以及经济放缓,很多中小企业是否会面临更大困难?

  郭田勇:这是我们之所以担心民间借贷触发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原因。当经济增速下滑、出口形势严峻、房地产市场加紧调控时,都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更加困难,使其还不起银行的钱。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控制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找到政策平衡点。

  《华夏时报》:尽管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敞口有限,明年银行不良贷款是否会增加?

  郭田勇: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要从维稳的角度来看,稳定肯定要付出代价,因此有可能形成一些不良贷款。

  《华夏时报》:银行业应对资产质量恶化拥有哪些额外的缓冲准备?

  郭田勇:我们都不希望银行成为被动的受损者,这要看未来到底会对银行形成多大的问题。一般而言,从中国银行业总体来看,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强,但最终问题到底有多大,现在并不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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