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全球就业挑战

　　迈克尔-斯宾塞(微博)/文 

　　经济和政策调整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无法看到可持续的适应模式

　　过去30年来，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全球经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各不相同。但随着时间推移，从人力资本角度说，他们都获得了好处，这带来了收入水平、机会和全球经济规模的持续大升。

　　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竞争以及相对工资和价格的剧变，产生了深远的分配效应。全球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表明，我们面临着三大就业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容纳劳动力市场新军。显然，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都失败了。

　　第二大挑战是将技能和能力同岗位供给相匹配。全球化和节约劳动力的重大技术进步使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陷入不均衡状态，技能错配大量出现。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结构早已不再是静态的了。现在看来，市场调整显然大大落后于结构性变化。

　　第三大挑战是分配挑战。随着全球可贸易部分的扩张，经济活动和就业岗位的战场也在扩大，这使得全球一体化经济内的劳动力价格和就业机会受到重大影响。

　　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了有限的中等收入增长。在一些收入不平等程度仍较小的欧洲国家，维持就业增长和可贸易部分的竞争力已成为有意为之的战略，工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所有收入水平阶层共同承担的。在美国，高端收入和教育人群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他阶层则因可贸易部门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而受到打击，因此收入不平等性增加。

　　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20年时间里，就业水平得以维持，收入水平的下降压力也得到缓解，这要归功于非贸易部门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在一些国家，这是由政府部门的快速扩张实现的；而其他国家(如美国)则走了一条债务驱动的过度消费模式，用(不可贸易的)服务和建筑部门吸收大量就业。

　　2008年危机的爆发让这一模式戛然而止。私人部门的杠杆降低了，而公共部门的杠杆已触及可持续的最大规模，希腊只是一个较极端的例子。

　　但针对危机之前增长模式的预期调整速度十分缓慢。主流观点认为危机前属于常态，至少从实体经济增长模式角度看是如此，因此人们认定当前挑战在于用危机前模式重塑增长。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增长迟迟得不到提振，同时就业引擎早已停止运转。

　　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和去杠杆化的长期而缓慢的影响。同时危机爆发前所存在的金融不平衡和扭曲，让应对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和全球市场推动力的必要措施推迟了。简言之，经济和政策调整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无法看到可持续的适应模式。

　　结构性调整正日益落后于造成结构性变革压力的全球推动力，这对于个人、企业和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人们的预期与现实并不一致，需要调整，在某些方面应向下调整。但分配效应问题需认真对待并予以解决。复苏不振甚至停滞的负担不应由失业者承担。

　　其次意味着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需致力于加快调整速度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就业市场的供求两端都需照顾到。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技能与就业岗位相匹配，也需扩大就业岗位的范围，使之与技能相匹配。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机构就需要判断全球化的速度是否超过了需要做出调整的个人、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若真如此，下一个挑战将是找到减缓全球化速度的非破坏性方式，从而让调整能力和调整需要更加接近。

　　没有一项是简单的任务。目前我们还没有发展出理解结构性变革的好框架。尽管如此，失业和半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仍期望领导人和机构尽力尝试。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