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国焦虑与占领华尔街运动

　　一种历史的观察

　　【作者：王希/文 】

　　“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各阶层围绕国家制度、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自身和家庭产生的多重焦虑症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深层次社会根源，但这场运动不会动摇美国体制的根基，它会积累、集聚、酝酿和产生一种促进改革美国社会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有两月之久，声势不减。人们——尤其是站在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似乎感到，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如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网上有些舆论甚至认为，占领行动会愈演愈烈，最终危及美国政府与政治的根基，导致美国和西方体系的崩溃。因为占领运动尚在进行，前景和结果都无法准确地预测。“危机”不假，然而是什么性质和什么程度的危机，则需要仔细分析。

　　“崩溃”之说更是言之过早，同时也低估了美国体制和美国人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美式运动溯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占领运动并不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意外行为或活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历史可以称做是“社会抗议”与“社会运动” 的历史。各种不同的社会抗议运动——1877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格兰其运动、西南部自耕农联盟运动、平民党人运动、20世纪初的劳工抗议运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一战”前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20世纪初北部黑人争取平等工作机会和待遇的运动、大萧条时期退伍军人抗议运动、冷战时期南部黑人争取民权要求废除种族隔离运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等等，充斥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所以，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奇怪。20世纪60年代之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美国现象”。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末的劳工和平民党人的抗议运动，还有20世纪初北部黑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在当时都被视为“非法的”。正是这些早期的抗议运动，使得有组织的、有目标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成为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有效的形式。而参加公开抗议活动也逐步被接受为是美国公民的一种权利。

　　从这种意义上看，占领运动并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要讲危机，早期的劳资冲突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声势极为浩大，还引发了很多不同程度的都市骚乱和政府的武装镇压，比起如今的占领运动，当时美国制度面临的危机应该更为明显和迫近。

　　早期的社会抗议运动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有组织的，拥有特定的群众基础 (或者劳工、农场主、妇女或黑人等)，拥有统一、鲜明的目标和口号，能够提出具体的抗议诉求，拥有享受声望的领导阶层或充满政治魅力的领袖人物，还拥有有效的组织和社会支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保证了抗议运动能够持续地坚持下去，并最终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运动本身也成为美国社会改革史上的经典故事。

　　新式抗议运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多元的、协调和组织不甚周密和严谨的运动。

　　参加运动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阶层、种族和社会背景，非常的多元化。抗议者中有中产阶级人士、也有下中产阶级人士；有学生、大学教授、失业者、穷人、无家可归者；还有青年、妇女、同性恋者、民权积极分子、反战主义者等等。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过多元文化主义洗礼之后的大众抗议活动。参加占领活动者的种族、阶级、族裔、宗教、甚至国籍的划分并不鲜明，带有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尽管如此，运动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层或领导组织。各地的抗议运动的组织与协调还是限于临时性的、即时的。整个运动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这与先前的劳工、妇女和民权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

　　与此同时，抗议者的诉求也十分多元，尽管大致的共识是抗议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抗议他们的贪婪成性，抗议他们通过金钱操纵了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抗议美国社会因此而出现的巨大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在这种共识之下，还有许多其他的诉求，林林总总，数不胜数。

　　这种现象也许说明，这次占领运动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新形式的美国抗议运动。它不需要数十年艰苦的组织工作，不需要组织者深思熟虑的策划，不需要过多考虑参加者的来源，也不需要考虑构建社区力量和媒体的支持。有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和即时化，抗议活动的信息会即刻传播到世界各地，产生效应，激发呼应，达到以“抗议”来施加政治压力的目的。

　　多重焦虑症

　　然而，触发这场占领运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值得深究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党派政治的惰性、金融资本家的贪婪、高失业率、实际工资收入下降等，都是推动“占领者”走上街头的原因，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我认为，在过去十年(或者说“9·11”以来)，美国社会潜藏着一种“多重焦虑症”(a multi-anxiety complex)，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情况的恶化，这种“多重焦虑”迅速弥漫开来，侵入到原本受体制保护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并与美国社会不同政治派别(包括知识精英)对美国体制的不满与批判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空前的、大规模的“美国焦虑”(American anxieties)氛围。

　　之所以是“多重”的焦虑，是因为人们所焦虑的不只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重的问题。人们所担心和焦虑的不光是自己是否能够有工作，是否能够保持目前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而且还对自己和家庭的前景感到焦虑。

　　人们对贫富悬殊感到不公，对美国体制长期容忍甚至扩大这种“悬殊”感到愤怒，但是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因为国家体制(包括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安全网络制度)已经如此深入地将个人与国家、市场和美国的世界霸权联系在一起，任何大的改动都是异常的困难，可想不可及。

　　美国人的焦虑还来自对正在变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认识、观察和解读。自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国际形象受损，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后发国家借全球化优势(尤其是中国、印度等)而出现的突飞猛进，使美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真实工资的增长、高质量的教育、生活水平、环境等的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利益的国际化。国际空间的大小对美国的繁荣和未来美国人生活的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焦虑是自然的。此刻的焦虑不再是政客们耸人听闻的“竞选语言”，不再是学者“杞人忧天”的分析与判断，而是一种普通分享的心理状态。

　　“多重焦虑”中最为致命的是对美国体制的焦虑。占领华尔街的人是美国人口中极少数人，绝大部分美国人依然按部就班，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内心是分享这种焦虑的。

　　过去的美国发展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外环境为美国体制的运作提供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政治和经济空间，危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化解。但是，当体制的固化程度越来越明显时，利益分割的界限越来越生硬时，政党政治和金钱对国家体制的渗透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解决危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普通人参与政治(包括参加选举)也就越来越失望，甚至反感。

　　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企图推动包括全国医疗保障计划在内的重要改革，但终未达到理想的结果。不是他没有改革的愿望，而是他的想法被官僚化和政党化的政治体制所劫持了。反对奥巴马的政治派别和人(包括茶党在内)也有自己的焦虑，尽管他们也是“美国焦虑”的制造者之一。

　　除此之外，“美国焦虑”中还含有另外一种内容，过去的美国文化中充满了自信的成分，这种“自信”来源于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的现实。然而，中产阶级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谁都不愿意退回到非中产阶级的地位。

　　不光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家长们，还包括中产阶级的后代。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以财产来衡量和界定的，还需考虑一套配套的、支持其存在的内容和条件，包括房产、教育程度和职业等。而传统的种族、族裔、宗教、性别界限被打破后，中产阶级本身出现了多元化。

　　对于传统的中产阶级来说，丧失了传统的习俗保护，也成为一种焦虑。此外，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整体还需要面对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后发国家正在大量出现的)中产阶级的竞争。

　　占领运动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和结果，无人可以准确地预料。我想，就目前的状况看，它不会动摇美国体制的根基，但它会积累、集聚、酝酿和产生一种促进改革美国社会的力量。

　　如同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一样，它可以制造一种声势，迫使政治人物回应，并把这种诉求带入到政治程序中。

　　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