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织里征税风波 当事业主被打伤

　　一起看似偶然的事件，揭示的是外来人口管理、产业转型等相互交织的多重社会矛盾

　　织里镇，浙江省湖州市所辖，北依太湖，为水乡灵秀之地，古因织造业兴盛而得名，史料中即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

　　时至今日，这个浙北古镇仍兴于“织”，为中国最大的童装产销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当地人自称，“全国儿童身上穿的童装四件里就有一件是织里造”。

　　10月26日，一起突发事件打乱了织里镇繁忙的节奏。

　　湖州官方通报，10月26日上午，织里镇在推行童装加工企业税收“社会化征管”过程中，上门征收的代征人员因工作方法简单，引起一外地业主不满，双方发生纠纷。

　　多位安徽业主表示，当事业主被打伤，官方则称，双方“互有推搡但均无受伤”。

　　根据官方通报，当事业主事后纠集百余人聚集镇政府上访，要求解决纠纷问题，引发群众围观。

　　当晚18时许，又有五六百人集聚于富民路一带，围观群众最多时达数千人。其间有一辆奥迪车因担心被砸，车主急速驶离，沿途撞倒九人。官方称伤者送至医院救治后均无生命危险。不过，有民众反映有人死亡。

　　此后，少数人员继续投掷石块，打砸路灯、广告牌、汽车等。

　　至27日中午，又有部分人员在镇政府前集聚，其中一些人进入镇区，拦截车辆、打碎车窗玻璃。在此过程中，一辆警车被点燃，一名民警、三名协警受轻微伤。

　　此后两天，紧张气氛继续延续，因担心遭到波及，织里镇几乎所有童装加工厂均停止生产。直到29日，形势方趋于稳定。官方宣布，截至当晚18时，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1人，行政拘留51人。在多方安抚下，部分童装企业开始恢复正常生产。

　　这起看似偶然的事件，暴露的其实是外来人口管理、产业转型等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

　　万家小作坊

　　织里镇的童装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此后加速发展，80年代后期已占据全国20%的市场份额，至90年代时，中国一度有30%的童装产自织里。

　　2002年，织里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命名为“中国童装名镇”。

　　织里镇建筑特色鲜明，一般以四五层楼房为主，且厂店结合——楼上为加工车间，一楼为店铺，展示自己生产的各式童装。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小猪班尼”“芝麻开门”“赛洛非”“青蛙王子”等招牌渐次排开。

　　围绕童装生产，织里镇还衍生出许多配套的产业，如绣花、印染、饰品等。

　　据湖州市吴兴区副区长金新根介绍，织里镇拥有1.3万家童装经营户，其中直接加工生产童装的有8700家，其余的则从事童装的相关配套产业。

　　织里镇区周围星罗棋布的村庄亦成为童装产业链的一部分，几乎每户民居均是一个小型童装加工厂，经营者多为安徽籍的外来农民。他们的经历颇为类似，一开始在镇里的服装厂打工，后来发现自立门户可以获利更多，于是纷纷自行开设小作坊，租下当地农民的房子，购置几台缝纫机，雇佣几个工人，有的甚至只是夫妻俩，就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

　　这些小作坊的经营模式亦如出一辙，加工厂从正规经营户那里拿到裁好的衣料，按照样衣组装成童装，加工一件获得数额不等的加工费。

　　相较于外地人经营小作坊，本地人更多从事承揽订单的业务，再将订单转交给众多小作坊生产，从而挣取差价。比如，有人以2000元的价格接到200件童装的订单，后以6元钱的单价向小作坊下单，最终作坊主可获得1200元加工费，手握订单者则赚取800元差价。由于加工业主一般不具备揽单的能力，所以高度依赖于本地的经营者。

　　“机头税”悖论

　　浙江区域经济发达，体现为“乡村小工业的集聚”，其特点是一乡一品，加工分散。

　　温州鹿城区的鞋、眼镜、打火机，永康小五金，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织里童装均为典型代表。

　　相对于织里镇上经过正式工商注册的经营户，一般的小作坊未经注册，在早些年，这些作坊并不纳税。但从2008年开始，当地税务部门开征“机头税”，即以作坊中缝纫机的数量作为征税的依据。

　　吴兴区副区长金新根解释，因小作坊的营业额不好统计，难以按正常方式征收，“机头税”实际上包含了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教育附加税等税种，“其中既有国税也有地税，我们统一折算到机器上，便于操作”。

　　起初，一台缝纫机每年的税款为80元，此后几乎逐年翻番，2009年是160元，2010年是343元，今年则再次涨至626元。

　　对于增税的依据，湖州官方并未公布，金新根则称，征税额是根据各种税收进行综合折算得出的，但他也没有透露相关计算标准。

　　与此相对，织里镇上经过正式注册的经营户，今年的税收同样增加不少，“我们按铺面征税，去年一间是7000多元，今年涨到了1.3万元到1.5万元”。一位本地业主告诉《财经》记者。

　　金新根认为，织里镇里的每台缝纫机，比较熟练的业主一个月最多可以挣到八九千元，平均约六七千元，“比起正规企业的征收标准，每年600多元并不高”。

　　一位何姓安庆籍业主表示，他一天的净收入约为200元，折合每个月6000元，这与金新根的估算接近。不过这是在满负荷的工作下，“一般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经常嘴里嚼着饭，就坐到了机器前。”何姓业主说。

　　在织里镇，一些童装加工作坊未正式报税，于是税收部门通过镇(乡)村两级进行集中征收。

　　因人手不足，织里镇还招聘一些代征税收的协管员，当地将此种征收方式称为“社会化征管”。金新根介绍说，这种征税方式在湖州和浙江其他地区广泛存在。

　　据多名业主介绍，在具体征税过程中，操作上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有一些征收人员在收取税款后，并不向业主开具正规发票，只开一张收据，收据上名称一栏只有一个大大的“税”字。吴兴区一位相关负责人解释，这只是先把钱收上去，以后再开发票。

　　而在缴税者看来，征税人员不开发票，有避账嫌疑。但是否有人从中牟私，却无从查证。

　　根据当地政策，“机头税”按5台缝纫机起征，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小作坊，即使只有两台机器，也要按5台机器交税，许多作坊业主认为，这种征税方式并不公平。

　　其次，在数额认定上也有人为弹性。一位张姓业主夫妻有两台机器，按照去年每台300多元，5台起征的标准，他们应当缴纳1715元税款，但收税人员说他夫妇俩“不容易”，最后只收了800元。“有的人给征税的人买条烟，也可以少交千儿八百元。”张姓业主称。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魏江认为，针对作坊式生产的特性，按照机器来征税并非不可行，但税收的数额标准如何估算，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是关键。

　　财政部财贸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此分析，对于小微企业，无法仔细核算增值额、营业额，只能大概划一条线，当地的做法具有包税的性质。这种方式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而在织里，将其具体化，落到了机器上。但是，应该有合理的起征标准，比如五台起征可以，但一两台机器也按五台征，就不合理。

　　对于征税凭据，贾康认为，织里小作坊虽然没有规范的工商登记，税务机关也不应该没有规范的征收手续。但在征收当中需要有个完税凭证，征税人员领走了多少，上交了多少，可以两头对账，才能确保税收进入国库。一般的收据难以证明这一点，这方面的不规范，亦给征税人员截留税收留下了空间。

　　税收的增长虽是引发冲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多位业主看来，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征税人员在征收过程中的简单粗暴。

　　“如果他们态度好一点，大家是会缴纳这笔钱的。”王母北斗村的一位安庆籍业主说。

　　事后，官方也承认这点，织里镇10月28日发布公告称，“税收协管员许荣泉因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经研究已予以解聘。”今年刚刚开始的征税工作也被叫停。

　　产业升级压力

　　在吴兴区副区长金新根的解释中，增税是出于童装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他表示，织里童装业虽在不断扩大，但总体上是落后的，主要就表现在小作坊的生产方式上。“到目前为止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只有一家，2000万元以上的20家左右。其余绝大多数是家庭作坊式的。”

　　在金新根看来，作坊式的生产既影响产业效率，也影响当地税收。“织里童装业用地是8平方公里，约合1.2万亩，每年税收总额是1.73亿元，其中童装生产企业占1亿元左右。算下来，每亩上交的税收每年1万元多一点。”金新根认为，相比于规模大的企业，童装企业的单位面积的税收产出非常低下，他以当地的上市公司栋梁新材(SH.002082)为例，每亩土地每年创造税收为18万元。“另一家大型纺织企业，每亩土地最高时创造税收74万元，平常年份也有三四十万。”

　　近年来，湖州市一直谋求对织里童装产业提升，希望能够通过扶植大企业来带动产业升级。金新根称，政府的努力取得一定效果，但总体而言却并不理想。“其原因就是大量的家庭作坊生产方式的存在。”

　　这位副区长认为，规模化企业，必须标准化生产，面料、印染、标识等都有较高标准，但是家庭作坊则往往以次充好，甚至出现添加黑心棉等不良行为。此外，家庭作坊对正规的服装企业造成很大冲击，“在很多要素配置当中，家庭作坊处于优先的地位，比如房租，周边农村很多是空壳村，租金价格便宜，电价按照生活用电收取，价格低于工业用电，这样一来，他们的产品自然比正规企业的便宜。”

　　在当地官员的逻辑中，“保护落后就相当于限制了先进”。他们认为，一直容忍家庭作坊的存在，相当于向这一群体提供了隐性补贴。出于产业升级的需要，一方面要扶强，另一方面要取消这种隐性的补贴。

　　“税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手段，该收的税要收上来，形成倒逼机制，如果连税收都交不起，那么也就没有在这里存在的必要，你可以转移到其他地区去。”金新根说。

　　在浙江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魏江看来，上述逻辑却站不住脚。他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是问题，但不能以增税的方式来实现，政府可以考虑给农户更好的空间，比如修建规模化的厂房，然后租给农户，鼓励集约，规模化生产，“将税收与产业升级相挂钩是牵强的，也难以发挥作用”。

　　贾康也认为，把征税与产业升级联系起来并不合理。他认为：“这类企业目前最大的功能还是保证就业，让大家有饭吃。”

　　外来人口挑战

　　织里的抗税事件发展到后期，一度演变为外地人与本地人的互相攻击，其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矛盾。

　　织里镇全镇辖46个行政村，11个居委会；总人口30余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0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超过20万人。外来人口中以安徽人为最多，安徽人中又以安庆人居多。

　　在织里，尽管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但是在心理上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本地人也对外来人口存在偏见。在事件发生后，有网友在南太湖论坛上发文说，“我更加鄙视和唾弃安徽人。”

　　事件过程中，口水战不断。

　　有安徽的作坊主称，26日撞倒九人的奥迪车主曾说，“撞的就是你们安徽人”，他们还称，当天晚上，在处理冲突过程中，有当地人表示，“你们如果不想干，可以滚回安徽去”。这些并未被证实的传言结果刺激了一些人的行为走向暴力化。

　　反之，安徽人的打砸行为又激起本地人的反弹。

　　28日晚10时，当警方抓获两名参与打砸行为的安徽人后，围观的本地人群爆发出阵阵掌声。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钱文荣长期关注城市化问题。他表示，近年来，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明显增多，需要特别关注。“这首先是一个文化心理习惯的冲突。外地人来到一个新地方，即使当地的处理是公平的，心理上仍会觉得受到欺负。”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制度保障的缺乏，令外来人口无法产生归属感。

　　在织里镇，也体现了这种特点，以外来人口为主的作坊业主和打工者在当地难以享受公共服务。比如，子女入学就困难重重。北斗王母村的何姓业主说，他的老乡们一般在孩子入学前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到上学年龄，就送回老家，“上这边的学校要交借读费，回老家可以免费。”

　　浙江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湖州市吴兴区政协常委凌兰芳也认为，外来农民工长期在底层打工，医疗、教育、居住等各方面都无法与本地居民获得同样待遇，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无法与当地融合。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意性和破坏性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老家是农民，在这里是游民。”

　　但是，因公共服务涉及地方财政的投入，目前让外地人享受与本地人同等的公共服务，这一目标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钱文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是需要由中央层面统一协调，在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比如医疗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实现全国统一覆盖。二是各地根据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补贴差额部分，这样比全盘交由流入地政府解决，更具操作性。

　　另一方面，钱文荣认为，应当鼓励和吸纳外来人口进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

　　钱文荣曾考察过浙江诸暨市的一个案例，当地从外来人口的流出地请来两位民警参与本地的管理，这让外来人口心理上感到一种公平感。“需要制度设计来激发他们的归属感”。

　　10月29日，因担心安全问题，北斗王母村的何姓业主将妻子和堂妹送回了老家，他说，明年自己可能也会离开织里。

　　凌兰芳表示，正是外来人口带来了织里的繁荣，他们一旦撤离，繁荣就失去了基础。据初步估计，织里全镇停工一天，经济损失以亿元计。

　　凌兰芳认为，征税风波再一次表明需要摈弃既有发展模式，走产业群合理分工的道路。“把外来工变成正式产业工人，享受劳动尊严，这样才能让创业者、打工者、经营者都有积极性。”

　　吴兴区政府也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征税风波发生后，区政府派出几乎所有机关干部前往村和社区，挨家挨户进行安抚，希望他们尽快复工，并留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