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行贿判得比受贿还重曝出的真问题

　　□杨涛

　　11月25日，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案，由广东省高院派员在河源中院二审开庭。庭审中，朱思宜称一审判决量刑过重，恳求改判。本案没有当庭宣判。(《京华时报》11月27日)

　　朱思宜称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要求改判，一个重要理由在于，“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他因为行贿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但是，他行贿的对象之一、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成勇，接受了他的20万元贿赂，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朱思宜的抱怨是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刑法的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就算杨成勇有坦白、自首等从轻、减轻情节，也不至于才被判处缓刑四年？

　　但朱思宜以杨成勇判处得轻为由而认为自己判得重，却并没有道理。刑法规定，个人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单位犯单位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朱思宜代表宜达公司向韶钢第一物资公司原副经理阎蜀南及叶树养(韶关市原公安局局长)等人行贿共1693万元；自己个人向叶树养、杨成勇行贿共220万元。法院以行贿罪(判刑12年)及单位行贿罪(判刑5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这个处罚是恰当的。

　　但从朱思宜的抱怨中揭示出的几个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就是贪官的处罚普通偏轻渐成一种趋势，并且经过媒体多年的呼吁，这一情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贪官在体制内仍然有强大的博弈能力，造成对他们的刑事处罚普遍比其他公民更轻。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高达51.5%。在这种背景下，杨成勇受贿20万元被判处缓刑就不足为奇了。朱思宜的抱怨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光看查处了多少贪官，更应关注贪官是否接受了公正的处罚。

　　其次，对于行贿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受贿与行贿是对合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要惩治受贿犯罪，对行贿犯罪也要加大打击力度。但实际上限于包括侦查中取证困难等种种原因，我们对于行贿犯罪打击并不是那么有力，对于行贿犯罪判处重刑更是少见，朱思宜抱怨因行贿获刑16年，跟现实中我们对行贿犯罪缺乏严厉打击不无关系。因此，朱思宜的抱怨提醒我们，我们对于行贿犯罪是否应当加大打击力度。

　　最后，朱思宜的抱怨也揭示了一个法制不统一的问题，同罪不同罚、同案中不同被告人处罚尺度不统一是长期困扰我们司法实践的难题。相似的案情，在甲地法院的判决与乙地法院的判决就不相同，这让人顿生对法制的失望；而在同一案件中，同一个法院对不同被告人处罚尺度不一致就更让人绝望。像法院即便是对朱思宜公正处罚，但同案中的杨成勇却从轻处罚，这就无法让朱思宜真正接受这一判决。朱思宜的抱怨还在提醒我们，解决同罪不同罚、同案处罚标准不一致的法制不统一问题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