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经济形势与政策前瞻

　　GDP增速短期回调、长期回升，CPI涨幅回落但物价水平仍在高位震荡，结构调整步履蹒跚，都决定了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不变，但要适时、适度做好必要的预调与微调

　　2011年，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怎样认识这些趋势性变化？2012年宏观政策如何调控和引导这些发展态势？

　　明年是换届之年，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认真分析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趋势性变化，研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宏观政策，对于实施“十二五”规划，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GDP增速短期回调

　　这一轮增速回调，既是对上一轮高速增长的调整，又是下一轮高速增长的前奏。在两轮高速增长之间回调的深度和时间，内在因素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外在因素受到全球经济复苏状况的制约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有些年份增长率超过14%，也有些年份增长率低于5%，但30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更是进入新一轮持续高速增长通道，从2002年到2007年，年均增速10%以上。

　　巧合的是，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乎同时，从当年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七个季度逐季下滑，从13.8%剧烈滑落到2009

　　年一季度的6.6%。是什么原因导致的？2009年4月我曾提出“内生因素为主，多种因素叠加”，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只是外部诱因，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

　　不幸的是，2009年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刺激政策有点过头，M2增长了30%以上，投资增长了30%以上，导致投资膨胀和流动性过剩。仅仅用了四个季度，就迅速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到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又重回11.9%的高度。一年多来，中国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经济过热的趋势压住了。

　　令人苦恼的是，中国经济随后又一路回调，从2010年二季度的10.3%、到今年三季度9.1%，不少机构预测今年四季度为9%左右，刚好又连续回调七个季度。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今天，我们似乎又站在2008年四季度的起点上，很多人对于未来经济走势莫衷一是。

　　目前，社会上对中国目前经济状况和明年走势又有许多议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今后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甚至是低速增长；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朝硬着陆的方向发展，明年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甚至会发生滞胀。这些意见与3年前的“W”型(怀疑派)、“L”型(悲观派)如出一辙，惊人相似。

　　我认为，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但不存在硬着陆问题，也不可能出现二次探底和滞胀问题。

　　今年中国GDP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仍有可能达到9.3%左右，与去年GDP增速10.4%相比回落只有1个百分点。就季度之间增速看，即便今年四季度降低到9%左右，与一季度9.7%相比，回落幅度也不到1个百分点。

　　从2010年开始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由依靠政策刺激开始向恢复市场力量和经济内生性增长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多数机构预测2012年GDP增速将保持在9%左右，即使再回落也不会降低到8%以下，既不会发生从过热急剧转变为过冷的“硬着陆”，也不会出现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6.1%以下的第二次探底，更不会发生滞胀。

　　我也不赞成使用所谓“增长潜力下降”，来否定今后仍有可能的新一轮高速增长。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将从原来的10%左右下调到8%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个台阶。还有人提出，2010年－2020年如能达到8%的增长即算常态，2020年－2030年如能达到6%的增长也可算常态，越往后越会逐步降低。这有点牵强附会。

　　潜在增长率通常是指各种资源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水平，主要取决于资源、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有很大关系，并不存在由高到低的直线变化。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区域互补性强回旋余地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长期紧缺的资金已经变得比较宽裕，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技术进步、科技和管理创新能力增强。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肯定可以抵消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和成本上升所丧失的传统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依然强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度过短期增速回调之后，到2012年下半年或者2013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CPI涨幅将回落

　　这一轮物价上涨势头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是全面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建立拐点之后，物价水平仍处于高位，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不能低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价格由负转正后进入上涨通道。2003年11月至 2004年10月，CPI连续12个月上扬。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CPI连续19个月上扬。

　　从CPI的八大分类指数看，这两轮CPI上扬都表现为食品、居住类价格上涨。在第一轮中，其他六类都出现下跌。在第二轮中，烟酒及用品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出现上涨，但衣着类和通信类价格持续下降。因此，这两轮CPI上扬只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不是全面通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的CPI上扬，不是被调控下来的，而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断的。针对当时形势，2007年曾提出“稳物价”，2008年又提出“两防”。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冲击中国经济减速，而且也导致物价下滑。

　　在经历短暂沉寂之后，2009年11月CPI同比涨幅由负转正，结束了连续9个月的负增长。2010年11月CPI同比涨幅5.1%，创28个月新高。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后，12月CPI短暂下降到4.6%，但今年7月又爬升到6.5%，涨幅达到年内最高点。CPI涨幅在连创36个月新高之后，才勉强开始回落，11月降至4.2%的水平，预计今后两个月涨幅还会进一步回落。CPI涨幅连续数月自高位回落，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软着陆”。

　　现在看来，2011年全年CPI涨幅肯定突破4%左右的预期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CPI上扬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开始明显加速，物价涨势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也不是单纯的通胀预期，而是现实的、全面的、比较严重的通胀。

　　与以往不同，在新一轮CPI上扬中，八大类价格出现了全面上涨态势。从2010年10月至今年l0月，有4个月涨幅在5%以下 (温和通胀)，4个月超过5%(严重通胀)，4个月超过6%(恶性通胀)，12个月平均涨幅接近5.5%，今年前三个季度同比上涨5.7%。

　　这一轮CPI上扬虽然没有超过2007年－2008年期间的6%，但社会反映更为强烈，主要是因为物价与房价同时上涨。尽管房价没有列入CPI，但房价上涨同样会导致购买力缩水。由于肉禽、粮食、油脂、鲜菜、鲜果等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大。

　　据有关机构抽样调查，有近80%的人感到物价上涨已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有超过50%的人感到工资上涨赶不上物价上涨。如果再加上负利率对储户的剥夺，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是明显的、严重的，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

　　实际上，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全球主要农产品减产、美元贬值引起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中国资源、能源、土地、人工等各类要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最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经济过热，直接原因则与近两年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密切相关。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拉动中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从长期看，中国投资膨胀和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长对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被CPI和PPI所覆盖的普通商品价格上，也表现在以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飙升上，最终为通货膨胀埋下伏笔。

　　在今后一个时期，撇开投资膨胀和货币流动性仍然充裕的因素不说，导致这一轮通胀的原因还没有消除。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加大，国内成本推动压力成为长期趋势。

　　今年适逢地方政府换届和“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方面加快发展的动力较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也要推进，这些都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再加上国外大量热钱流入、国内一部分游资投机炒作，不仅会推升短缺商品的价格，放大涨价效应，同时也必然加剧社会恐慌心理。尽管目前物价上涨已经见顶，明年的物价水平将会回落，但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不能低估。

　　结构调整步履蹒跚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缺陷。近几年来，我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取得一些进展，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需求推动。1978年－2010年，资本投入对GDP增长年均贡献率接近50%。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

　　2008年－2010年仅中央政府就新增公共投资1.26万亿元，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67.58万亿元，其中2008年17.28万亿元、2009年22.48万亿元、2010年27.81万亿元，分别相当于同期GDP的55%、67%、70%，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5.2%。

　　最近几年，一些地方和部门为投资而投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地铁、网络建设出现新的“大跃进”，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因扩大投资也加剧了投资领域不均衡、投资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地方债务和通胀压力等消极后果。

　　投资拉动型需求结构必然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建国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起步，更多依靠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明显偏重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产业结构调整虽有成效但进展缓慢。

　　一、二、三产业比例，从2000年的l5.1∶45.9∶39，转变为2010年的10.1∶46.8∶43.1，但还存在产业结构偏重、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的问题。今年以来，重工业增长依然快于轻工业，高耗能行业增速加快，很多地区出现油荒、电荒，突出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矛盾、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依然严重。

　　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目前的经济结构很难延续。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和能源消费量都超过美国，单位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到10%，但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却分别达到54%、43%、34%和52%。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都超过了50%。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仅下降0.8%，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十分突出。

　　明年政策基调不变

　　最近我到一些地方调研，许多人士认为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将进一步回落。估计今年GDP增长9.3%左右，CPI同比上涨5.5%左右。预计明年GDP增速回调到8.5%－9.3%之间，CPI涨幅回落到4%－5.5%之间。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希望明年国民经济计划将GDP增速确定为8%，将CPI涨幅确定为4%。

　　关于明年宏观政策，大家希望保持基调不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适度做好必要的预调与微调，保持前瞻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有效性，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推动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第一，财政税收政策重在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提高民生支出比重，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赤字和债务余额规模，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第二，金融货币政策重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融资结构和优化信贷结构，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对实体经济和小微型企业的金融支持，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产业科技政策重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促进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对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支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四，环境资源政策重在改革能源供给和资源价格体系，节能和生态建设，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强环境保护。

　　第五，收入分配政策重在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农民增收，尽快扭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第六，社会政策重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在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加强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坚持依靠改革推进，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为长远发展留下空间和余地。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作者：尹中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