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彬 谢洁玉：经济危机咎在人口

　　发达国家遭遇的“福利危机”给我们警醒，福利政策需要量力而行，立足长远。调整人口政策以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为主

　　近期全球经济复苏受阻，世界主要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而焦头烂额，其国内政治、社会也不太平。

　　先是雅典隔三差五罢工抗议，再是马德里静坐示威，伦敦发生严重的打砸抢事件，美国民众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上演。在世界另一端的日本，自2006年小泉卸任后，五年内已频繁更换六次首相。发达国家究竟怎么了？

　　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高失业率，财政紧缩已成为最普遍的答案。寻求更深层次的症结所在，我们常常容易忽视人口转型因素对经济中长期走势的影响。

　　经济危机的深层次症结

　　人口转型，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进而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先后经历了人口转型。

　　工业化阶段的科技进步、贸易扩张等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死亡率，人口出生率也随之下降。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大流感、大萧条致使人口急剧下降。“二战”结束后，因大萧条或战争而推迟结婚生育的人们开始生育，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婴儿潮”时期。这20年的人口膨胀使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达到了3.5。

　　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进入劳动力市场，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们更多地考虑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开始逐年下降。另外，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趋势。

　　人口转型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呢？在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是决定总产出的三大因素。以“二战”后的人口转型为例，当“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壮年时，猛然为劳动力市场注入了强大活力。幼年和老年是消费旺季，中年时人们储蓄最多，劳动人口的高储蓄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坚实支撑，青年是创新的源泉。

　　可见，此次人口转型中高比例的劳动人口从三个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些都为欧洲和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然而，当人口红利难以为继，“婴儿潮”出生的人们不再年轻时，局势悄然间发生了逆转。劳动力短缺，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均储蓄降低都不利于经济增长，上世纪末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相继陷入颓势。

　　不仅如此，人口转型的不利影响还会波及到贸易、资产价格。在开放的经济体中，一国的储蓄会转化为投资和净出口。因此，发达国家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导致私人储蓄率降低，从而造成贸易顺差减少或逆差增加。

　　年轻人口对住房有新增需求，且具备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中房产、股票类风险资产的比例较高，劳动人口比例的增加会促进房价上升。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房产需求极大地刺激了20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但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的住房需求萎缩，更会减持金融资产来满足老年阶段的消费，因此老龄化不利资产价格上涨。

　　在上世纪80年代，正当“婴儿潮”一代处于青壮年时期时，欧洲国家短视地推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结构有利，劳动力资源丰富时，这种奢华的社会福利体系尚能正常运转。但当“婴儿潮”一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年轻人口比例下降，生育低谷来临时，国家财政就捉襟见肘了。

　　社会中更少的年轻人要养活更多的老年人，无疑是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考验。政治家们为了选票不敢轻易触碰高福利这条高压线，因此只能靠税收、发债来维持。2011年，欧洲主要国家税收占GDP比重超过35%，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则使得公共债务问题原形毕露，这冰山一角的显现揭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幕。

　　可以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不过捅破了一个巨大的泡沫——社会福利的泡沫。在财政恶化的环境下，削减财政赤字，全面降低福利水平已是无法逃避的事实，甚至成为了换取国际援助的条件。可是早已习惯了高福利待遇的民众不答应了，一旦想要改革或福利“瘦身”就会遭遇非常大的阻力，于是示威游行便成为欧洲社会的家常便饭。

　　应该削减谁的福利仍是个难题。在英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到人口的22.6%，而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仅为人口的20%。中老年人操纵了英国的政治选举，他们通过投票使得政策更有利于自己。当民主投票的途径不能改变自身境遇时，暴力就成了英国年轻人宣泄不满的途径。

　　着眼长远调整人口政策

　　虽然欧美国家近年来已经意识到人口转型带来的问题，并试图调整人口政策，鼓励多生，放宽移民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伦敦骚乱的参与者大多是黑人青年，他们无一技之长，失业和贫困困扰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有效地增加劳动供给？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欧美国家相对温和的动乱，年初至今北非、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则暴戾了许多。政权更迭，总统下台，骚乱频发，阿拉伯国家的剧变让我们重新审视这片土地。北非、中东的人口结构正处于黄金期，16岁－35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36%。

　　但这些国家长期过多地依赖石油资源，并没有充分利用好如此优越的劳动力资源，青年人口失业率达到30%。这些上升无望的年轻人最终选择以暴力冲突的方式推翻年长者的统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青年革命”。

　　如果说日本、欧洲的人口已经进入老年期，印度、北非的人口处于青年期的话，那么中国的人口恰恰处于中年。“中年危机”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也不例外。很多时候我们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增长奇迹归功于对外开放、经济转型，常常容易忽略中国过去30年人口红利的贡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二三十年完成了发达国家历时一个多世纪才完成的人口转型。因此，过去30年间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我们更是抓住契机，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开放的政策、产业转型使得农业中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地区教育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提升了人力资本，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就增长了10倍。

　　走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丧失。总生育率从建国初期的6下降到了现在的1.4，这意味着今后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萎缩，预计到2015年劳动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然而，低出生率水平下的中国仍未足够富裕，当日本总生育率下降到1.6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而当中国生育率降至1.4的时候，人均GDP仍徘徊在40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中位数已经赶上美国，成为除日本外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我们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只要我们顺利度过“中年危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更市场化的经济，更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更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的制度环境，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都能帮助我们突破重围。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取向非常重要。中国的政策选择不能局限于五年内，而要未雨绸缪放眼30年后。

　　目前，中国正进入福利改革阶段，医疗、教育、养老福利体系的建立都是平地而起，从无到有的。但是给予总能让人欣然接受，可事后拿走就阻力重重了。欧洲国家遭遇的“福利危机”给我们警醒，福利政策的制定需要量力而行，立足长远。

　　其次，调整人口政策以应对未来的劳动力短缺意义更为深远重大。1979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降低了生育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性别比失衡，3000万“剩男”的严重后果。

　　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已有所放宽，部分地区允许“双独”生二胎，而允许“单独”生二胎无疑更为奏效也更为紧迫，不失为亡羊补牢之大计。■

　　李宏彬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谢洁玉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