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P取代APEC是改变投资自由化游戏规则

　　用TPP取代APEC的实质是改变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博弈的游戏规则

　　虽然美国携TPP强势重返亚太，但笔者认为，由于其过分维护美国的利益，除了几个铁杆盟友积极响应外，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还是有所顾虑。只要中国坚持APEC的平等、自愿原则，以积极的经济技术合作团结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以人民币跨径贸易结算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 潘亮

　　自从美国于2011年11月14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9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高调宣扬“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后，国内媒体纷纷解读美国欲通过TPP架空APEC。其实，APEC本来就是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6国于1989年5月11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发起的，目的是“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1991年《汉城宣言》)。

　　为什么在22年后，美国要另起炉灶，用TPP取代APEC？而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APEC成员体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其成员的广泛性是其他经济组织所少有的。APEC的21个成员体，就地理位置而言，遍及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既有发达的工业国，又有发展中国家；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即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文化传统而言，既有西方文化，又有东方文化。所以，成员体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APEC存在的基础性特点。

　　事实上，APEC正是以尊重成员体在经济发展程度及相关国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前提，以务实的原则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其务实性体现为，1991年《汉城宣言》明确提出，各成员体所应该积极从事的是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而不是发展一个正式的区域经济组织。所以，APEC并非是一个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组织，而是一个开放的磋商机制，在磋商中，搁置争议，寻求共识。因此，其最高层次的运作机制称作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正因为尊重成员体经济发展程度及相关国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APEC成员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这一方面体现为，在APEC框架下不存在超越成员体主权的组织机构，成员体自然也无需向有关机构进行主权让渡。另一方面，APEC分别在1995年的《大阪行动议程》和1996年的《马尼拉行动计划》提出并确立应以“单边自主行动计划”(Individual Action Plan，简称IAPs)作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渠道。

　　所谓“单边自主行动计划”是指各成员体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与承受能力，对具体产业及部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自行作出灵活、有序的安排，并在符合其国内法规的前提下予以实施。为了更好地展现成员体之间地位平等，连历届参加APEC峰会的亚太地区领导人都以会议举办国的传统服饰统一着装，力求淡化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凸现成员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求同存异”的务实精神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在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基础上，APEC成员体之间的合作也都力求互利互惠。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发达国家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则渴望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亚太经合会活动的一个中心。为了兼顾双方的利益诉求，经过1994年印尼茂物、1995年日本大阪和1996年菲律宾苏比克三次峰会磋商，APEC最终确定了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并列为APEC合作的两个车轮，共同推进APEC合作进程向前发展。

　　所以，APEC于1994年11月的印尼茂物峰会上通过了《茂物宣言》，宣言提出了实现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即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然后，在1995年11月的日本大阪峰会上通过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该议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9项原则、15个具体领域以及总的执行框架，使《茂物宣言》提出的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有了具体可行的方案。第二部分则提出了经济技术合作，并列出了实施合作的13个具体领域，把经济技术合作放在了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并行和同等重要的位置。

　　继日本大阪之后，1996年11月的菲律宾苏比克峰会，又分别通过了《马尼拉行动计划》和《APEC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框架宣言》(又称作《马尼拉框架》)两项重要文件。其中，《马尼拉行动计划》使《大阪行动议程》落到实处，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推向实施阶段。而《马尼拉框架》为经济技术合作规定了目标和原则，并确定了经济合作的主题及6个优先合作领域。

　　自1993年西雅图会议召开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一直被作为APEC的首要目的和重点，经济技术合作从未被单独在会上提出过。《马尼拉框架》是APEC历史上首次单独通过一项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的文件，使经济技术合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此之后，在APEC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质上达成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

　　TPP强制要求所有成员国符合美国利益需求标准

　　反观TPP，与APEC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人为地忽视各成员经济发展程度及相关国情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强制要求所有成员必须按照符合美国利益需求的标准，以脱离实际的激进方式而非求同存异的务实方式推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所以，与APEC作为一个开放的磋商机制不同，TPP是一个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组织。这一组织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并非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的平等合作关系，而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主从支配关系。凡是接受TPP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要向美国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经贸关系上处在从属于美国的附庸地位；如果因不愿向美国让渡经济主权而不接受TPP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则会遭受诸多显性或隐性的贸易报复(例如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问题、发达国家的反倾销税及未来的碳税等)，甚至是军事胁迫。

　　在TPP框架下，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丧失部分经济主权的情况下，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单向利益输送，而非互利互惠(对于TPP的具体分析详见2011年12月《环球财经》“美国主导下的TPP实质是不平等条约”一文)。

　　虽然APEC与TPP有根本区别，但本质上讲，二者都是美国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一目标的工具。美国之所以希望用TPP取代APEC，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认为，在APEC的框架下已无法按照自己设定的路径迅速而彻底的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1996年菲律宾苏比克峰会上通过的《APEC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框架宣言》，虽然将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列，但是在实践中，发达国家却依然把力量集中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对经济技术合作却采取消极的态度。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之前亚太地区经济过度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危机的受害者开始反思、权衡超越亚洲地区现实情况的经济过度自由化的得失，并对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求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则普遍采取慎重的态度。

　　而美国对经济技术合作始终没有足够的诚意，不愿履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合作义务，由于在APEC框架下，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渠道是以各国自愿为基础的“单边自主行动计划”，因此它也无法强制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里继续加速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所以美国才会考虑另起炉灶，用一个更具强制性的组织TPP代替APEC，作为其在亚太地区继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工具，其实质是彻底改变亚太地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博弈的游戏规则。

　　美国的举动实际反映的是其经济软实力的衰落

　　美国的这一举动实际反映的是其经济软实力的衰落。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只需要依靠自身庞大的经济体量、发达的金融系统、高端的产业结构以及尖端的科学技术这些经济软实力，即便是在一种相对平等互利的游戏规则下，也可以从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博弈过程中捞到足够的经济实惠。

　　所谓经济实惠，就是美国希望把发展中国家永远固定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而自己则牢牢把持上游产业，通过对制造业上游产业的垄断，美国得到整个制造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得到底端产业链微薄的代工利润。比如说，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得到35美分；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120美元，但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法国某名牌90厘米方巾，在巴黎商场零售价680欧元，而中国企业交货价只有50元人民币；一部苹果手机在美国零售价为499美元，为其代工生产的富士康只能得到11.2美元的组装费用。

　　但是在次贷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再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崛起，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使美国在原有平等互利的游戏规则下，仅靠经济软实力已很难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博弈过程中再捞到令其满意的经济实惠。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美国不惜推翻原有的游戏规则，而代之以TPP这个侵犯它国经济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博弈的新游戏规则。为了让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个不平等的新游戏规则，TPP背后必然需要美国军事力量这个“硬实力”撑腰。

　　所以，与APEC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论坛不同，TPP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载体。

　　中国需重新评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严峻性

　　谈及“重返亚太”战略，笔者以为，我们切不能以美国一直在日韩保留驻军，就由此判断其“重返亚太”战略没有什么新意。这会使我们严重低估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的严峻性。事实上，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各种不平等的经贸协定将中国永远固定在其国际产业分工的最底端，这样世界上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都只能作为产业链底端的代工者，依靠向美国输出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来发展。如此一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彻底沦为美国金融和产业资本的提款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惜通过军事压制，以武力胁迫的手段逼迫中国就范。

　　例如，在中国加入WTO进程中最关键的1999至2001年这段时间(中美在经历了25轮谈判后，双方终于在1999年11月展开了最后一轮贸易谈判，当时连中国总理朱镕基都亲临现场，坐镇指挥)。为了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屈从于美国的条件，美国于1999年5月8日“误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挑起了与中国的军事争端。然后，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2001年4月1日，美国又主动挑起了“南海撞机事件”，导致中美之间的军事紧张关系骤然升级。可以说，当时中国承受了冷战后来自美国方面所施加的空前的军事压力。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保住部分底线，没有让美国的意图全部得逞，是因为“9·11事件”突然爆发，迫使美国不得不作出重大的军事战略调整，暂时放弃了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压制，而将其军事重心转向中亚和中东，中国由此获得了战略喘息的机会。在美国寄希望亚太地区帮助其实现5年内出口倍增计划的今天，其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战略，无疑是要恢复10年前对中国所采取的军事压制态势，迫使中国向美国彻底开放本国节能环保设备和新能源产品的市场。所以笔者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或受其支持的亚太盟国在局部地区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军事争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对策之一：

　　在APEC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团结亚太地区国家

　　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博弈游戏规则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要大力提倡并切实开展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在APEC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团结他们。

　　其次，我们要与美国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领域进行非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指的是，我们要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以互惠互利的原则，而非在美国制定的不平等游戏规则下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其核心是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作为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自由化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中国对策之二：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货膨胀。而中国本轮通胀的原因既不是简单的实物商品供给不足，也不是单纯的流通货币量骤增，而是流通货币量增加的同时实物商品供应相对减少，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正如笔者在《货币政策不是抑制通胀的惟一药方》(参见2011年8月《环球财经》)一文中所说，在中国加入WTO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结构下，中国在经常项目上实现贸易盈余，实际上是一个货币持续流入而资源和劳动产品持续流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货币存量因贸易盈余的美元流入不断增加，而国内存量的资源和劳动产品却通过外贸持续流出不断减少。当资源、劳动产品与货币之间的逆向流动持续扩大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表现为经济体的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实际反应的是，相对于国内因贸易盈余而不断累积增加的货币购买力，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因外贸而持续外流所造成的供给紧张。如果我们不能扭转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不断加速外流的趋势，而仅仅希望依靠单纯的货币紧缩政策来彻底解除通胀，最后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要从根本上解除中国的通胀压力，就必须扭转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不断外流的趋势。理论上，要扭转这种趋势就必须将国内过多的货币存量输出，同时换回真实的资源流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人民币跨径贸易结算之所以互利互惠，是因为接受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大多都是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化设备。这些发展中国家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既可以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对冲美元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又可用人民币储备购买中国生产的工业机械设备和劳动技术服务，帮助其加速完成工业现代化(比如我们中资企业经常到中东或非洲的国家修铁路、筑水坝，只不过以前都是用美元结算)。

　　而对于输出人民币的中国，既能够用人民币换回自身所需的实物资源，缓解国内资源供应紧缺的困境，又可以优化中国对外出口的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我们若不以人民币跨径贸易结算为前提，而是继续在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下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化解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胀风险，反而会强化资源和劳动产品外流的趋势，放大这一风险因素，对中国经济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对策之三：

　　依据原则对亚太地区的国家进行有差别的经贸往来

　　如果我们明确了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原则，就应当依据这一原则，对亚太地区的国家进行有差别的经贸往来。对那些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国家，中国应与其大力发展自由贸易，甚至向其适当的倾斜更多的利益，推进经济一体化；而对于那些热衷于挑衅遏制中国的国家，我们则应该主动延缓与其经贸往来的自由化进程。

　　尤其在当前美国拉拢环太平洋区域的国家遏制、孤立中国时，我们不妨与那些美国的“马前卒”国家在经济上适当脱钩，转而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观察员国)的经贸往来。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地理位置方面，处于中国重要的能源通道上；在经贸往来方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接受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方面，态度也相当积极。如果在这一区域，我们能够形成一个以人民币跨径贸易结算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经济发展上互惠互利，形成强有力的示范效应，这将令所有意图围堵遏制中国的美国“马前卒”国家三思而后行。

　　中国对策之四：做好以斗争求和平的充分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面前，我们要做好以斗争求和平的充分心理准备，以对等原则适当地提高军事行动强度。例如，对方在我国近海进行不友好的监测侦查，我们也应对其军事演习、军事基地进行相应的抵近侦查。对方如果总是无理扣押我国渔船，那么在对方的渔船闯入我国领海的专属经济区时，我们也应立即予以扣押。适当提高军事强度，捍卫中国的主权利益，能够有效地瓦解以美国为首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集团的形成。

　　因为在TPP的框架下，亚太诸国与美国之间是一种单向利益输送的附庸关系，两者之间本没有足够的共同利益基础，它们联合起来就是为了共同遏制中国，然后从中国身上“捞好处”。如果真的能从挑衅遏制中国的行为中获得经济实惠，参与国就将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这会使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军事集团加速形成并长期存在。反之，如果参与挑衅遏制中国的国家不仅无法从中获利，反而有可能遭受损失，亚太诸国就算被美国强行纠合在一起，也是貌合神离。

　　除此之外，适当提高军事行动强度对国内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科技创新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从二战以来，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科技创新大部分都源于军事领域的需求。计算机就是源于二战中破译密码和研制导弹的需求而发明的；核能的开发也被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即制造威力巨大的原子弹；互联网则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为了解决当战争发生时，如果美国军方的专用网络遭到破坏，如何利用民用通讯系统继续进行指挥的课题于1969年研制成功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前身为美军于1958年研制的一种“子午仪”导航卫星系统，为了克服“子午仪”系统的缺陷，美国国防部又于1973年开始研制了GPS。这些军事技术一旦转为民用，就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新的需求，极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推动国内科技发展。但这个策略对科技创新，尤其是对世界最前沿的尖端技术的突破上的成效还不尽如人意。比如，汽车工业发展了这多年，但是国内的车企还是不掌握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核心技术。而真正在尖端技术上取得突破的却是用市场换不到的航天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发挥军事需求对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将对国内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美国携TPP强势重返亚太，但笔者认为，由于其过分维护美国的利益，除了几个铁杆盟友积极响应外，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还是有所顾虑。只要中国坚持APEC的平等、自愿原则，以积极的经济技术合作团结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以人民币跨径贸易结算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