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研究中心张春晓：央企可纳入人大监管体系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国有企业更要放到阳光下操作。对于公众的监督，我个人一直有一个观点，既然是国有企业，就要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除了商业机密，都要向公众公开。”

　　2012新年前后，“公益型国企”一下子成为经济界的一个热词。

　　事情源自年底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一次论坛上的讲话，他表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公益型国企主要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

　　此概念立刻引发激烈的讨论。之后，国资委对此予以纠正称，邵宁提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不等于“公益型国企”，“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强调的是其对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而公益型企业的说法会让人误解为这类企业只强调公益型，而不顾盈利性和竞争力”。

　　对于国企的定性，社会上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就此，《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咨询部部长张春晓。张春晓提出，必须对国企进行有效的监管，他个人认为，可以考虑将监管纳入全国人大的监管体系当中，具体如何操作，尚需进一步研究。

　　Q＝《中国周刊》

　　A ＝张春晓

　　国企公益不等于生活中的公益

　　Q：关于公益型国企的争议很多，有些观点认为这一提法是倒退。你怎么看？

　　A：国有企业自身就带有一种公益。这种公益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身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可以叫做政治责任。对这个公益千万不要理解成咱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公益的概念。

　　Q：这个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政治责任具体指什么？

　　A：咱们一般的企业都具有社会责任，最低的社会责任就是我生产什么就应该是什么，我生产火腿肠，里面不应该有瘦肉精，我生产馒头，里面不应该有色素，我生产奶粉，就不应该是劣质奶粉。

　　对中央企业来说，我们提出过“两国两重一新一特”。这两国是什么呢，就是国计民生、国家安全。两重，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的自然资源。一新，新兴产业；一特，特殊行业。这就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具有了保证国家安全的层面，这就是一种政治责任。

　　Q：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央企在责任方面出了问题。中粮旗下的蒙牛出了问题奶，五矿、中石油等公司出了污染事故，并没有证明他们比一般的企业做得好？

　　A：你说的这个，恰恰是国资委要关注和完善的问题，因为国资委是出资人。

　　有些企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忌讳谈这个问题。问题出现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想解决的办法，或者说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疼，那不行。要针对问题，找出办法怎么样从简单的一般性的管理，到真正实现制度化、法人化的管理。更重要的还要实现公众化的监督，使它尽可能不出问题。

　　考虑通过人大进行监督

　　Q：制度化、法人化、公众化……能具体谈谈吗？

　　A：现在央企117家，已经有42家完善了董事会监事会。当然，不是完善了董事会监事会就一定做好了，这谁也不敢保证。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推进了管理的方式方法。

　　因为是国有企业，所以更要纳入到阳光下操作。对于公众的监督，我个人一直有一个观点，既然是国有企业，就要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除了商业机密，都要向公众公开。

　　刚才说的完善法人治理，成为公众化的公司，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市场化的运作。那么在国家层面上，是不是应该考虑一种行政促进的可能。通过人大，是不是能进行更广泛的监督？

　　Q：央企董事会推行是重点之一，有些成绩，但也有不客气的说法。从人员构成来看，很多独立董事就是退下来的国企老干部，有人质疑这是养老所。

　　A：董事会还是一种形式，是不是最有效，还需要在发展中去论证。我们也是在摸索。西方董事会制度的背景是私有化，但现在我们央企产权非常清晰，就是国家的。我们所要赋予董事会的责任，还不仅仅是一般所谓资产概念的董事会，它还要有政治责任。所以咱们国企的经营就是在摸索，完全学西方的东西没法学。只能用一些感觉比较有效的手段，提升国有资产运营的效率，仅此而已。

　　Q：你还是回到了政治责任上。

　　A：对，这个政治责任，甚至是它在三大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中最重要的责任。政治责任一定不是狭隘的那种所谓的政党政治。你把前面的国有去掉，如果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了企业，那是一种悲哀。

　　高效的两个难题

　　Q：它不是一个企业，那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A：我给它定义有几个职能。第一是市场竞争主体，它叫企业的时候，就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维护中国的产业利益。再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不管西方怎么定义市场，政府的财政政策很重要，央企要起到导向作用。还有，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有的产品是一般民营企业不愿意提供的，它也要提供。

　　Q：你刚才讲，央企是要代表国家来竞争。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好的事例，比如说铁矿石谈判，我们年年失利，我们的石油比美国还贵，我们的通信资费比很多国家要贵很多。他们的国际竞争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好处，所以非议也很多。

　　A：老百姓对国企不满意，说明还没有达到让老百姓享受成果的地步。至于铁矿石，石油，为什么只要中国的企业去谈，价格就高，那是西方不想听到你中国的声音，人家发展的时间太长，游戏规则他们在制订，不允许我们去改。

　　再者，我们很年轻，变成市场竞争型的国企时间不长，国资委才成立九年。我们好多内部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善，管理低效率，也存在一些人为的因素。老百姓越骂越好，越骂越有利于促进监管，老百姓不骂了，反而出问题了。什么意思呢？那是人家觉得你干不好。

　　Q：那如何能够转变为高效呢？

　　A：第一个层面就是在监督这个层面，我们要寻求更好的监督层面。

　　Q：这个好像是个难题。

　　A：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国有资产运营手段，你不觉得这两个都是难题吗？第一个难题，现在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在监管，同时相关部委都在制订相应的监管，但是仍然监管不到位，为什么？因为这是动态的。资产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怎样监管我们运营这方面的人，这很重要。你光监管了，结果投入了100万，产出才是80万，那我还不如不管。

　　但如何监管呢，还是要回到公众化，不是说把资产走向市场就一定百分之百市场化监管了。西方完善的上市公司照样会出现安然事件。所以我刚才讲到，从我个人研究上看，考虑在更宏观层面上，把国有资产纳入人大监督体系中。至于怎么操作，还值得深入研究。

　　不控制核心技术就要被剥削

　　Q：也有一种声音，说其实很多行业国有企业是不必要的，如果把它放开了，打破垄断，让民营企业来做的话，可能它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

　　A：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到底一个产业是国有还是民营不是咱们去说，是市场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要定义为谁进谁退，我们要看市场需要哪个层面的去做，而且这个需要一定不是降低门槛的。而是要在一定高度，自然而然地，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所有制都可以进入。

　　比如说粮食，粮食现在放开了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为什么现在粮食慢慢还要去管，是因为发现全面放开之后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完全竞争的，还是属于垄断的，应该从一个动态来看。

　　Q：你讲到央企的国家属性，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叫世界企业。好比手机厂商，它是产业链上包括十多个国家的协作。通过全世界资源配置，而提高产品的服务，并能够降低价格。现在再来强调国家性，是不是有一点后退了？

　　A：上个世纪90年代，我还在国企，跟日本谈家电中变频技术的转让。我说用3倍的价格来买，对方不卖。他说，如果卖了，他就是民族的罪人。产业链上核心的技术，他们是不卖的，有国家的利益。你看到一个手机，这个手机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生产的零部件，但核心技术在谁手里，谁才是最赚钱的人。

　　上个世纪产业链是越做越长，这个世纪，对于西方来说产业链越做越短。现在的短，反而比那个长更有效，他们让其他国家给生产零部件，提出要世界经济一体化。他们掌握了产业链的控制权，说，现在你们不要谈这种国家的概念，经济区域的概念。我跟你说，这是一场另外的“战争”。

　　美国是用了全世界的资源来为他自己2.6亿人谋福利。我们怎么办？千万不能忽略全球市场的这种特殊性，谁要说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你就把飞机发动机技术卖给我，我给你十倍的价钱！

　　所以，产业链中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控制住，只能被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