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察：新生代农民工为何会成工漂族

　　CCTV2《今日观察》：

　　三评“招工难”之三：新生代为何会成“工漂族”？

　　三年的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这是一位安徽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履历”。针对80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爱打短工，流动性比较高的特点，人们把这个群体叫做“工漂族”。“工漂”的出现对于当前的用工状况是雪上加霜，和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在就业诉求和思想观念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全新的就业观、价值观，企业、社会又应该如何对待？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特邀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新生代农民工为何会有短工化“工漂”倾向？他们的就业诉求和价值观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鸿(评论员)：在深圳的这家人才市场，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今天填写问卷的所有务工者年龄都低于30岁，就是80后和90后，我们现在说的新生代的务工者。他们和上一代的区别在哪儿？他们对收入的增加是有要求的，去年的收入区间基本在1500到3500之间，今年的收入预期在2000到4000之间，当然，包吃住和社会保险也变成了一个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别的需求，比如，户外活动要多，企业要经常安排一些文化活动，企业要有很好的文化氛围，甚至有几个年轻人写下了企业的环境要优美，显然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在这家人才市场的调查样本中，持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有64.2%，大专以上学历的有28.5%，相比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因而，也有更高的就业诉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记者碰到了这个1992年出生的湖北小伙子。

　　外出务工人员：就富士康和华为，就奔着这两家。

　　记者在佩服这位小伙子执着的同时，又惊讶的发现，他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一年。

　　记者：你去年在富士康工资大概有多少钱？

　　外出务工人员：一般的话可以拿到2800。

　　记者：一般的拿到2800，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接着干呢？

　　外出务工人员：家庭需要，要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要回家。

　　记者：独生子是吗？

　　外出务工人员：对。

　　在渡过一个悠长的春节假期后，小何就又出来寻找工作。如果说他换工作比较随意的话，大他两岁的小老乡就是换工作有些频繁了，在两年之内，换了三个打工的地方，工作也说不好换了多少家。

　　外出务工人员：开始在苏州，后来又在广州，后来才来深圳的。

　　有着更高的就业诉求和职业期待，换起工作却也毫不含糊，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2月9号，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举办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记者碰到了24岁的湖北青年蔡强刚，过去三年，他从云南到广州，再到深圳，一连换了四份不同工种的工作。

　　蔡强刚(务工人员)：(在云南)觉得工资太低了，又太累了，就没有做了，后来跑到广州去做普工，不过广州那边工资也不怎么样，别人都说往温州那边跑，到温州做化工，做化工工资还可以，(但是)太伤身体了。

　　85后的陕西青年罗峰，过去几年也是一年换一个工作，他做过工人、餐厅服务员、小区保安等等。

　　罗峰(务工人员)：我感觉老是待在一个地方不舒服，总在一个环境里不好，我个人感觉不好，就想多接触一下(社会)。

　　打工的“高流动性”与“短工化”已经成为85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对“工漂族”不少招聘企业也深有同感。

　　陈浩(上海婚礼中心餐饮部经理)：半年或者一年，有可能老家或者是有什么事，他就直接就回家了，然后他不会跟你提就是说任何条件，如果你想留下他，你说有可能会加点工资，他也无所谓，他不关心的，然后他就直接说我一定要回去了，他就是比较自由，崇尚自由一点，对自己的岗位留恋程度也不是很高。

　　张鸿：新一代务工者的诉求多元化

　　(《今日观察》评论员)

　　对于这次的采访，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自己老了，因为和这些80.90后不在一个语境里。我原来提问的时候，大概会预想一下被采访者有几个方向的答案，但现在往往都出乎我的意料。我问他们出来打工最看重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心情，已经不再说薪水了。然后说你们别采访我，电视里一播出，家里人看到我在外边玩，他们不高兴。我问他们，你是出来打工，还是出来玩儿的？结果是他们玩了一个多星期，钱花光了，然后再找工作看看。

　　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他们的诉求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来说，照现在的标准，工资和社保不用他们提，企业会自动地给他们。参与调查的小王表示，起码让员工感觉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不仅工资待遇如此，工作环境、公司人文环境也要不断地提高；参与调查的小肖表示，希望公司环境优美，不要太偏僻，经常要办活动；有的调查者希望宿舍干净卫生，要有热水；有的是希望加工多一点，多挣钱；还有希望提供晋升的机会等等，这里边很多要求真的是出乎大家的想象，所以现在务工者的诉求和老一代相比，明显多元化了。

　　曾湘泉：8090后务工者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新的重要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其实这是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新的很重要的特征，我们现在叫农民工，其实他们大部分都具有产业工人的特征。对于这个群体，我们叫80后，90后，他们跟他们的父辈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他们的环境，他们父辈那一代人都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第一代的农民工进入城市，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基本生存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的温饱还没有解决。现在中国基本温饱都解决了，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意识、观念、择业的行为，我们都可以理解。

　　另外，在调查中我们看到，这一代人受教育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小学的很少了，这跟中国整个教育水平提升有关系；同时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特质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些人，父辈都还有从农村出来，他们有一些务农的经验，但现在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验，他们是很难回去的，所以他们要融入城市。从过去的追求一般性的保证温饱而转向更高的追求，例如体面的工作、福利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等，都是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群体。

　　张鸿：企业在想方设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觉得他们没有根，你说他们的根在农村，但是很多人都没在农村生活过。北师大研究院的一组数据显示，80后、90后大概40%左右在老家没有承包地，33%到36%没有宅基地，30岁以下的，没有务工、务农经历的达到了5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老一辈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挣到的一分钱都会往家里寄，现在新生代的农民工可能不会把往家里寄钱摆在首要位置。因为老一代的农民工根在农村，他回到农村时，能盖个楼，是有成就感和认同感的。

　　对于新生代来说，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被认同，所以他的心里满足感无处安放，所以有些人开始要求企业有文化，有活动。有一些企业也意识到这一点，一些企业原来选址有点偏了，周边也没有卡拉OK、网吧等服务措施，这样的话，90后就吸引不过来，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怎么能让自己的企业有一点文化氛围，能符合新生代们的要求。

　　曾湘泉：必须关注新生代在职业发展上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从现在来讲，不光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实大学生有一些调查，就是新一代的80、90后的人，在整个的就业选择的要素的排序上有变化。比如在80年代、90年代，排第一位的是工资。而现在，有大量的国外咨询公司，包括国内咨询公司做的研究发现，排第一位的是职业发展；第二位是薪酬；第三位是绩效，包括工作生活平衡。

　　对中国的企业来讲，其实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实际上需要企业适应变化，做出调整。很多企业已经做了调整，我们看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员工的整个其他的诉求，不仅仅是工资，比如说企业中间应该有很好的文化娱乐设施等等。从理论上讲，现在两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工作生活平衡，不光是工作，人不是机器，人还有家庭，中国要做中国制造，将中国的产业有竞争力，其实需要一大批优秀杰出的产业工人，所以给他们很好的工作、家庭的环境条件很重要；第二个，必须考虑他的职业发展。这两点都是企业现在研究很少，对策很少，需要高度关注的。

　　从打工为挣钱到打工为发展，理想目标和现实境遇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又该怎样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出路？

　　在深圳的劳务市场，我们碰到了来自江西南丰的小曾，小曾和伙伴只是随便看了看招工信息，就放弃了继续在这里找工作的打算。

　　小曾：交了180，然后没去，钱用完了，没钱了。

　　小曾说，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交了一笔钱，但却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出门带的一千多块钱已经花光了，现在打算让一个老乡带他们去附近的一个工厂碰碰运气。但走出劳务市场之后，小曾和他的几个老乡却一直在广场上继续晃荡，既没有急着去找工作，也没有离开。这位同样留着有些夸张发型的小尧，看上去比小曾大几岁，同样是来自江西的他，自称对这边比较熟悉。他对小老乡们出来找工作的诚意，表示非常怀疑。

　　小尧：给我的感觉，如果染黄头发的话，基本上进场，别人第一感觉都是不会让你进的，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这头发不也红红的吗？

　　小尧：不是，我根本就没打算进场。

　　我们发现从劳务市场出来后，小曾和他的几个伙伴一直刻意的在躲避镜头。我们好不容易在广场的一角找到他们，在几番的询问下，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小的让人吃惊。

　　小尧：反正他们跟我说他们没满18周岁。

　　记者：那他们找什么工作呢？

　　小尧：我不知道。

　　伙伴：小学毕业，他初一，我初二。

　　记者：你满18岁了吗？

　　伙伴：没满。

　　小曾的父母在江西南丰的老家种植蜜桔，而小曾作为家里的独子，一个人跑到外面闯荡，如今这样的状况，很难让家人安心，这也许是他始终躲避我们镜头的原因。在反复交流之后，小曾和他的伙伴们，拒绝我们继续跟随他们，也没有透露他们下一步的计划，究竟是去找一份工作，还是像这样继续游荡下去。

　　今年刚刚18岁的晓珊，老家在广东潮州，这段时间她一直在为换工作的事情烦恼。

　　晓珊：我这个月就要辞职了，然后要等一个月，好长的，不知道会不会批。

　　之前，晓珊在潮州老家曾经打过另外一份工，虽然工资比现在要高，但她还是辞了职，理由同样是不喜欢。

　　晓珊：工作我不喜欢了，然后做了两年多，早就不想做了。

　　晓珊目前的工作是在生产线上测试产品质量，按键、听筒、屏幕，像这样的动作，每天都要重复几百次，而每天下班后，她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在宿舍里看看电视剧，一张小小的床铺，拉上窗帘，就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小世界。

　　晓珊：我自己又什么都不会，就是想找一点，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做，我也是在烦恼。

　　杨燕绥：用工荒来自于我们的人口结构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用工荒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的人口结构，按照我们的预测，2013到2015年期间，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以后(以)平均每年700万的速度(减少)，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国家针对人口结构还应该有更全面、更综合、更高层的规划来应对这个问题。

　　陈步雷：企业要克服短期化的用工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对企业来讲，一定要克服短期化的用工观念，尽可能压低用工成本，劳动关系相对稳定，更容易让员工对企业更加忠诚，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也高，贡献的更多。对于劳动者这一方来讲，一定不要就是说在缺乏必要信息的情况下，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克服这些问题，那么工漂这个现象就会有效的克服，那么对劳资双方都应该是有利的。

　　曾湘泉：要调整就业、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发展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30年之后，要开始反思我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我们传统的就是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的一线城市发展，其实我们去研究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的发展模式，中小城市特别受重视，它离家不太远，生活质量比较高，就业质量比较高，所以将来我们的就业和产业发展，还有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应该考虑要调整，这个非常重要。

　　再有，就是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长期实行城乡隔离制度，把发展的产业工人称之为农民工，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它不是名称的问题，实际上说明他把城乡隔离固定化，城乡隔离在一定时期可以起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不符合中国发展。所以政府怎么样破除城乡隔离制度，改变户籍制度，让他们不但进入城市工作，还能够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到了春节，我们这个城市就空了，没人了，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们应该推广更多的企业先进案例，让这些好的经验广为传播，让更多的企业来学习分享这些经验。

　　张鸿：政府、企业应该针对务工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采访了一个94年的小女孩，她是从3000块钱一个月的地方，跳槽去深圳拿2000多块钱，因为她就觉得深圳挺好玩，是朋友介绍的。到了深圳以后，干了一段时间，她现在又想辞职，她已经写了四次辞职信了，没被批准，因为女普工比男普工在企业更受重视，更难招。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再不放我走，那我就自退，虽然这样一个月工资就没有了。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跳来跳去？她说我学历低，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其实她个人是盲目的，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一些职业培训，一些就业的指导，在4万亿投资的时候，当时有大笔的投资投到了职业教育上面，政府是给补贴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些出来打工的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的培训。所以无论是劳务输出地，还是留人的地方，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愿意培训他们，但是政府也应该有长期针对他们的一个规划，让他们不要那么盲目，毕竟相对稳定的劳务关系对企业、对个人，包括对地方政府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们个体选择跳来跳去，完全可以出于爱好，但是从政府、企业的角度来说，应该想办法能够把他们留住，把根留住，这个时候其实需要真正的诚招。

　　张鸿：企业必须以最大的诚意来留住劳动者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的劳动者都是最珍贵的财富。如果企业想留住这些人，就必须以最大的诚意来留住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真心想留我，我是一个归人，不是过客。这句话说起来可能很容易，这需要整个的配套措施来证明你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