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推动土改成再增长突破口

　　“压抑消费需求、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对多方挑战，必须进行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短期内可能会有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指出，现在下决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还来得及，如果再往后，风险会越来越大。

　　□赢周刊记者 朱卫卫

　　“竞次性”增长模式

　　赢周刊：你如何看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

　　陶然：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基本上一直都采取威权式体制并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领导者秉持着经济优先发展目标，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上要强力压抑消费需求，让经济的增长更多依赖于投资。虽然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中部分扭转了轻消费的弱点，但总体来看，即使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改变投资过多、消费偏少的格局。

　　在我看来，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三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造就了中国现在的、我称为区域招商引资的所谓“竞次性”增长模式。第一是地方政府，原来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和私有化带来了区域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第二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压制地方政府更进一步加强这种竞次型的竞争。第三是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使得中国的地方政府即使从抑制消费的东亚模式来看，也要做得比传统的东亚模式更极端，通过压低土地、劳工、资本、环境等要素的成本，催生了目前的“竞次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没钱谈何消费

　　赢周刊：中国经济未来面临哪些挑战？

　　陶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迅速地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4万亿和货币几个“十万亿”投下去。钱主要是配给到了两个部门，第一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用来进一步大搞工业开发区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是垄断型央企，用于搞全国性基础设施、部分资源行业的“国进民退”、土地市场的炒作。

　　政府的想法是按沿海地区过去搞开发区的经验，先借钱搞开发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把制造业企业吸引过来，然后带动本地就业、税收，同时房地产业进一步上升，然后再从商业住宅业的土地出让金中去还这个债。但问题在于国际市场疲软，国内市场内需在目前的发展模式下不可能强劲，这些开发区怎么可能有大规模的制造业过来？上述循环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结果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很大。

　　当然，2008年政府放松财政信贷政策后，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泡沫化，给很多地方政府造成幻觉，就是未来房地产市场还会进一步繁荣。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幻觉，不仅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而且政治上(看)中央政府也难以接受。如果说2008年房地产市场只是一二线城市有泡沫，房价也还在半山腰，到了2009、2010年时，二三线城市乃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都有泡沫了，中央就不得不出手限贷、限价、限购，结果是外需不行，房地产市场也被强力打下来，那么经济增长就会下降。目前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主要采取高压管理需求的方法，一定会压低经济增长，而一旦经济增长下来，大家的抱怨又很多，甚至会担心经济崩盘乃至社会稳定，中央政府也因此会在宏观政策到底是放松还是压紧之间不断犹豫，甚至很快地摇摆。

　　这个模式以及2008年后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过度宽松政策，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今年开始进入还债高峰，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政府根本还不了债务。房地产市场不行，外需市场不行，居民消费方式也不可能很快地增长，地方政府哪里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和税收收入来还钱？

　　近几年，由于中国模式带来的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人民币超发，先是地产泡沫，然后又演化成了通胀，老百姓在银行里的钱贬值，而这又进一步降低消费需求，居民消费怎么可能很快上来？消费不是说政策刺激刺激就可以上来的，老百姓手里没有钱，甚至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时，你是刺激不起来消费的。有些人说是我们社会保障不足所以大家不敢消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目前这种发展模式，老百姓手里收入增长不够快，没钱消费什么呢？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乃至短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非常值得担忧。

　　从土地制度开始改革

　　赢周刊：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陶然：要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改革。世界银行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我觉得，目前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最好做而且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逐渐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逐渐让小产权房经过一些改造、达到一定的基础设施标准和建筑标准之后合法化。这个过程慢慢地放，就不会对房价形成很大的冲击。

　　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允许本地的农民给外来农民工、包括城市低收入者盖房子，或者允许农民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政府是完全可以从中抽税的，包括物业税和土地增值税。这样通过改革增加供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调控需求，压制增长，反而可以在让房价下降的同时，带来增长。如此改革，房地产建设就会大规模地扩张，而政府在房地产大发展中可以抽取很多税费，包括营业税等等；房子盖好后，比你现在的出让金要稳定得多，而且不见得会少。

　　我认为现在改革的时机不错。因为目前房地产调控后，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的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在下降，不仅是直接给老百姓的征地拆迁补偿在不断增加，还加上维稳等费用也不断增加。

　　现在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一半以上是工业用地，是亏本的，而商住用地的出让收益也在下降。因此，现在就改革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同时将物业税、土地增值税逐渐引入，替代土地出让金，就是最好的办法。关键一点是让经济中过多的流动性、过多的钱能够真正的资本化，放开集体建设用地，推动土地改革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够让房价慢慢下来的同时，带来经济的增长。

　　中国有将近两亿的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3－4亿，未来需要到城市定居，让城市郊区的农民给他们盖房子，这个改革就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这样也就解决了户籍制度改革中最大的住房问题，有助于户籍改革的推进。不仅让房价逐渐降下来，政府还可以获得很多的税收，实现从土地出让金向物业税、土地增值税的转型，为什么不可做呢？这样做了以后，也就不那么需要大规模搞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甚至可能带来未来融资、还债、管理、分配等系列问题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了。政府还可以从土地制度中获得稳定的税收，其中一部分可以在城市建立更多的公立学校，让农民工的孩子可以在城里呆下来，让他们对这个社会有信心，对自己的未来有长久的希望。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赢周刊：除了土地改革，还可以在哪里动手术？

　　陶然：另一个促进增长、让过剩资金资本化的改革，就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这个改革难度更大了。要进行改革的话，首先要改革管这些垄断性国企的政府机构，他们跟垄断性国企是一个利益整体，比如说国资委，他们的目标是增加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个目标本身跟这个社会财富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是矛盾的。中央现在已经提出来要加速垄断行业改革，但要真正做这个东西，第一是要有很扎实的研究。在香港，有很多家移动通信供应商，每家都是赚钱的，而整个中国就是2－3家，他们之间要进行价格竞争时，可能政府部门还不同意。中国这个超大的电信市场，多发一些牌照，甚至直接允许三家充分竞争，让我们打电话资费很低，不用漫游费，能给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肯定要大得多。

　　我们需要对每个行业改革后带来的好处进行测算。扎实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给既得利益一个退出机制，要给他们适当的补偿，才能让他们不反对改革。在中国，改革就是这样的情况，有权势的群体，要改革他们，不给他们足够的激励包括补偿，根本改不动。所以要进行垄断行业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可以落实的。

　　总之，先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然后加快研究并扎实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短期乃至中期增长的关键。如果处理得好，我认为中国还是能保持十年、二十年比较好的增长。

　　我认为中国不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短中期增长来自于所谓的技术创新部门，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总体的创新环境，那不是一下子可以搞起来的，不是政府砸钱就可以推动创新和新兴产业大发展的。科技创新的能力、产业化的能力等等，都是要逐渐形成，它不是短期可以给中国带来很大增长的部门。很多传统行业，包括银行业、电信业、石油、石化、教育、医疗等，还是有很多的潜力，只要能够通过好的方法，解除制度的障碍，就能够带来相当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和就业。传统的行业，放开了，做好了就可以带来很好的增长，带来很好的就业，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更多人获得就业机会，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有希望，大学生在城市里买房有希望之后，整个社会的气才会比较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