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政府曲解了宏观调控

　　在本期，我们继续讨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某些非市场化的观念与做法。  在西方经济体中，原来基本上不存在“宏观调控”这个领域。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滥觞，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政府活动。然而，当这个术语传入我国以后，它被曲解了，开始变味儿了；这就是，政府原来对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现在则大都被重新冠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如今则摇身一变，举起了凯恩斯主义的旗帜，这些做法于是也就“现代化”了。这看上去相当“有道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搞宏观调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不搞呢？

　　一些人可能是这样来理解宏观调控的：“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行政部门随时可以干预一切，“调控”一切，而不需要遵守任何规则，不需要接受任何限制。因为，政府的这种“超级能力”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我们需要发挥这种优越性，而不是限制它。只有这样，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大家才能安心。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大，只能适当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开设”市场，也可以随时关闭市场。如果有一天我们认为市场没有什么用了，或者我们发展得“足够强大”了，也就可以考虑关闭它而回归“正途”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不能得以牢固确立，是与思想上的此类倾向有关系的。我们暂且不对此予以正面批驳，转而看看过度的调控将会导致的后果。

　　政府手握众多的可控变量，有时的确便于解决某些事关全局的紧迫问题。但是，政策选择过多，容易助长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风气，导致决策往往过于草率。例如，随意确定经济指标，凭主观印象和感觉办事。编制计划和规划的时候可能只是几个人随便议一议；可是，到了执行阶段，这些规划就成了天条，不得不遵守了。有些人整天讲这个结构“不合理”，那个“比重”要改变；其实大都是凭空想象。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所谓“合理的结构或比重”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一般没有人能够知道。为什么“科学”这个词在中国总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对此一些外国人士总是不大理解。“奥妙”就在于，超级权力总是倾向于忽视客观规律，推崇主观意志，忽视不同意见。在此情况下，“决策科学化”这个口号就是约束权力的一种手段。

　　与此相关的是唯心主义大行其道。例如，有些人显然认为，人们的信心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宣传工作做得好，信心就有；宣传工作不对头，信心就会失去，经济就会发生危机。这是对经济学中“预期”这个概念的滥用。有人认为，物价的上涨是炒作出来的。房价涨了，怪房地产商炒作；食品涨价了，怪投机商炒作。在这些认识之下，为消费者供应房屋、供应食品的工商业者屡遭不公正的待遇。

　　不重视市场基础机制的培育、而把权力集中起来进行相机权衡以便服务于种种短期目标的做法，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具有很大的害处。虽然一些眼前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它会对市场的正常运作造成严重破坏。许多行政措施以“市场机制不健全”为理由而得以出台，实际上这些行政措施却在进一步打击市场。一些观察表明，由于决策者的短视，许多干预措施常常会抢在市场机制即将发挥正面作用的前夕推出，从而陷入“开放市场－市场的负面效应显现－返回管制－市场的正面效应被阻碍”的怪圈，市场机制就这样被误解了。想在政府保留所有权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长治久安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由于任何政策随时都可以改变，人们的不安定感反而增加了，也就不会致力于长期性的事业，不会作长远的打算。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上的幸福情绪和乐观气氛并没有相应地显著滋长，社会矛盾和焦虑感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剧了。于是，富人们掀起移民潮也就是可以理解的。死抱住权力不放的做法也会使决策者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之中。可以说，三十年前对于计划经济所作的这种批评，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效力。

　　宏观调控的种种弊端，集中地表现在金融与证券领域。在经过了艰难的改革历程之后，随着银行业整体财务状况的好转，行政干预如今又有复归之势，国家对银行业的指令与政策性要求一条接着一条地出台。在证券市场中，眼见过去的种种行政措施效果不佳，一些人干脆直接跳出来对投资者下指导棋。监管部门不去认真总结以往的教训，反而明确把调控股价作为政策的目标；不顾机制的培育与原则的约束，只要特定的结果；不去开放市场，反而把场内与场外之间的“水坝”越筑越高。“炒股要听党的话”，当某些人听到这个流行语时，请不要不解其意，沾沾自喜；这是对某些公然僭越为政底线的错误做法的讽刺，是一种幽默的群众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