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内需不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暗礁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马立明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相对乐观。”迈克尔·斯宾塞说出这句话时，现场响起了掌声。这位精明、消瘦、表情丰富的美国老人，带着对中国的祝福与建议，出现在“亚洲-全球对话深圳分论坛”。无疑，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人物，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荣誉院长等诸多耀眼头衔，被美国媒体形容为“一开口，整个硅谷都在倾听”的斯宾塞，自然成为了论坛中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在众多中国学者与记者的包围中，他温和而诚恳地表达着他的看法——对于中国经济，他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

　　然而，他并不否认中国的增长模式是“有缺陷的增长”。内需不足、垄断等客观存在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暗礁。任何一次决策失误，都会令局面发生变化。于是，他的研究重心落在了“可持续发展”课题之上。如何让中国保持发展速度？如何让中国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斯宾塞在会议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向我们描绘了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

　　关键词 中国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提供动力

　　深圳特区报：斯宾塞教授您好。中国经济增长放弃了“保八”目标，将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下调为7%左右，中国将重心放在产业升级与转型上。请问您怎么看？

　　斯宾塞：准确地说是7.5%。我认为这个决定很明智。因为中国面临着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增长问题等，必须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腾出时间。不过，在转型期间还能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这很了不起。7.5%的增长率也是个不错的数字。相比较而言，同期美国和欧洲的增长一般只是4%。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下行，每一个经济体都很脆弱，即使没有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的宏观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是我一生中所没有经历过的。中国将在一个较为困难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转型。

　　至于经济转型的方向，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要与收入水平提高相适应。这正是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

　　深圳特区报：保持这个增速是相当不容易的。在中国，从官员到经济学家，都做好GDP下滑的准备……

　　斯宾塞：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希望中国的增长能够持续，这是肯定的。可是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外部环境明显萎缩，中国就不能保持原有的路径了。我的建议是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当然，有许多种方法可以确保经济安全，可是，盲目投资并不是个好办法，这是个“陷阱”，回报可能会很少，不足以振兴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就是进行高回报率的投资。我相信所有人都明白这点。事情整体上都会变好，经济的回落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深圳特区报：目前中国应在哪些方面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呢？

　　斯宾塞：这就是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体制问题都在其中：投资、人力资源、科技、资本、金融发展、微观经济要素、国家财政、房地产、数以千万计基础设施投资。情况有些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深圳特区报：世界似乎很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

　　斯宾塞：答案是肯定的。许多国家都很依赖海外市场，其中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你会发现，许多国家的发展都依赖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发展能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动力。所以，经济学家都热衷于研究中国。我认为，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经济能飞速增长。中国如果不发展，世界会变得很麻烦。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下一轮经济增长需要新模式

　　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虽然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在金融风暴期间，中国也遭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令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以此为契机进行经济转型和升级。同时，中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转型”瓶颈……

　　斯宾塞：中国正在进入“中等收入转型”阶段，这个阶段是个“陷阱”。如果看统计数据，就会发现这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很艰难的阶段。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在人均GDP达到约6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会暂停或放缓。不过，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减速，没有困在“陷阱”中，反而在转型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高速转型期”。

　　而且中国的“高速转型期”出现在一个不景气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这很难得。中国这个大规模经济体，有很多复杂性问题，这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在这个转型中的关键因素很多，最基本的是收入增长和人均附加值的增长。我们看到，低技术的部门将会消失，一开始这些部门可能会转移到内地，但是根据之前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知道低技术部门最终会在这些国家消失，转移到那些低收入的、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这些部门将被高附加值的部门所取代。中国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也将转向不同的方向：高附加值的出口，国内需求，以及高回报投资。

　　深圳特区报：如何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呢？

　　斯宾塞：如果继续之前的发展模式，投资回报率会降低，这就是“有缺陷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很明白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增长模型会永远取得成功，必须不断改变，而且是非常大的改变。城市化将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此外，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同层级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很重要。经济必须更加创新，更多研发投入，发展金融部门。这种新的模式有助于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竞争很重要，必须要公平竞争。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应该被允许开展业务，和国有企业竞争。国民收入的构成包括家庭收入、企业收入、政府税收，国民收入也应通过转型来支持新的增长模型，即需求层面的转型。社会凝聚力也非常重要，是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金融部门、法律、会计和监管部门也需要发展。

　　中国非常可喜的地方是教育的大发展。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同时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注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国民素质的革命性变化，将支撑中国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大发展，全球性品牌会集中出现。同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应转向以依靠内需为主。因为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加速中产阶级的增长，必须加强国内市场推动收入的增长。中国不能期待经济长远发展只是靠政府刺激，而应通过国内消费来达到。

　　深圳特区报：您一定也相当关注金砖国家，您觉得它们的发展势头怎么样？

　　斯宾塞：总体情况很好。中国很好，良性改革也还在持续。印度有一定问题，所幸只是暂时性的。印度有个特点，就是服务部门非常大，这与各种外包有关。印度早年的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投资，令印度拥有如此出色的经营模式。巴西现在有些下滑，但基本上还在正确的轨道上。事实上，巴西是个很有趣的案例，二战后发展很快，但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一停就是20年。这对中国来说也有借鉴意义，因为很多国家(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增长就变缓、停滞了，只有五个经济体是例外：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关键词 欧债危机

　　欧企不会从中国撤离

　　深圳特区报：欧债危机是目前经济学家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您觉得欧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目前欧洲央行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呢？

　　斯宾塞：他们试图打造统一的欧洲联盟，就需要统一的货币，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如果欧洲银行行动迅速的话，欧债危机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意大利、西班牙的改革能否成功。这两个国家对欧洲经济举足轻重，我们不能失败。没人知道目前的药方能否奏效。

　　西班牙现在情况很危险，经济负增长，失业率高达25%，他们需要帮助。西班牙的银行出了问题，不仅仅因为他们刚开始有房地产泡沫，而且也因为西班牙债券的回报率升高、债券价格下降，而债券是银行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需要有人来购买这些债券。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不仅仅可以帮助银行，而且可以降低财政的债务负担，这样西班牙政府就更容易说服他们的人民，他们的改革并不是没有成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购买债券不是他们的问题，那么失业的西班牙年轻人有一天早上醒来，就会突然意识到“这个游戏并不好玩，为什么不尝试其他游戏？让我们离开欧元区，和拉美在一起，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好。”西班牙就会选择离开欧元区，欧元区可能会分崩离析。这就是风险。

　　深圳特区报：欧洲其他国家将会拯救西班牙吗？

　　斯宾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不好，其它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我们主要问题是控制欧元区，这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意义重大。可是改革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所以需要时间。刚才说了，存在着欧元区崩溃的潜在风险，所以欧洲情况很复杂。德国和其它欧元区国家并不希望为他人担负责任，这违背了改革的动机，他们鼓吹财政紧缩政策，造成了西班牙的严峻局面。他们所做的差不多就只有等。这对学经济的人来说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至于中国要不要出手帮助欧洲，我的答案是，并不要直接帮助，但可以通过IMF间接帮助。对此，中国已经做了很多。

　　深圳特区报：欧洲中央银行可能直接救助欧债危机吗？

　　斯宾塞：有这个可能。如果欧洲金融系统发生了极端的危机，欧洲中央银行有义务向欧洲的一些银行注资。欧洲的银行存在的问题是，和所在国家相比，这些银行规模太大。如果瑞士银行破产了(尽管这并不可能)，那么瑞士绝对没有办法救助瑞士银行，因为瑞士银行的规模比瑞士经济体还要大。

　　深圳特区报：欧债危机对在中国的欧洲企业有什么影响？他们会不会撤回投资？

　　斯宾塞：不，他们并不会这么做，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市场。唯一这么做的可能是金融机构，因为当危机来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主要的跨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在回流。但是金融机构只是唯一的例外，如果你看一下其他的部门，比如汽车产业，拿梅赛德斯——奔驰来说吧，他们的本国市场状况并不好，但是中国的市场状况就不一样，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也许是他们唯一卖得出汽车的市场。又如奢侈品，如古奇，他们的增长市场在中国，但在意大利的市场却很差。他们没有道理离开中国这样一个良好的市场。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不会离开。

　　关键词 深圳机遇

　　创新之城需要“软基础设施”

　　深圳特区报：您之前提到，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应该发展更多的信息、技术集中的产业，您对深圳市建立创新型城市有什么建议？

　　斯宾塞：建立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很好。我认为好的教育机构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我搬到意大利之前，我住在硅谷。像硅谷那样的协同发展机制很好，一端是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另一端是技术类的风险投资。如果有大学多学科研究的发展，金融部门的发展，技术部门的发展，那么所有的构成部分就都有了，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发展。

　　我在硅谷发展的早期就在那里了，硅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硅谷拥有大量的“软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如果有人想创办一家公司，他并不需要懂得任何金融财务的知识，因为他可以将这一部分外包。现在，在硅谷，如果你设计了一个半导体芯片，你并不需要自己制造，会有人来帮你制造。

　　深圳特区报：如何发展这种“软基础设施”呢？

　　斯宾塞：这样的“软基础设施”并不是一个星期就能建立起来的，所以需要时间。硅谷花了足足25年。至于政府的角色，它需要做的一件事是解决“协调问题”。政府不需主动参与，但可以推动这些条件的产生。比方说做成一件事需要6个条件，然而这6个条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政府就必须想办法创造这些条件。

　　(协助翻译整理 徐欢 王谦秋)

　　记者手记

　　没有攀不上的高峰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马立明

　　“中国在爬一座山。”迈克尔·斯宾塞一直密切关注着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信息。他表示，近10年来他穿梭于两个世界，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另一个是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后者，他喜欢“像侦探一样”窥探经济增长的奥秘。尤其是近几年，他接连从发展中国家身上收获“令人惊喜的消息”。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在这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几个拥有巨大人口的国家表现出的惊人的发展势头，令他对世界经济的前景有了更乐观的预期。他甚至认为，长达一个世纪的大增长，将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未来75%或以上的人口，都将享受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斯宾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相当了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准确无误地讲出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他认为，在80年难得一见的恶劣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能保持一枝独秀，是非常了不起的。

　　斯宾塞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的乐观并不仅仅停留在数字上。他知道，中国的高速发展“并不仅仅是奇迹”，而是存在着诸多障碍与危机。中国不得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发展的拐点。但斯宾塞总是个乐观者，他认为，没有解不开的绳结，没有攀不上的高峰，也没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难题。他认可转型，知道中国需要腾出手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但中国在转型阶段展现出的高增长率，令他对中国经济更加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