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瑞刚调离 上海文广改制前景生疑

　　本报记者 张汉澍 上海报道

　　 对于正处于改制关键时期的上海文广而言，谁也无法预料，“掌舵人”黎瑞刚的离开将对集团意味着什么。

　　 8月1日，上海电视台台长、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下称“SMG”）总裁黎瑞刚向外界确认，自己已经调离SMG，开始在上海市政府办公。对于“已成定局”的换帅而言，SMG的改制路程才刚刚“棋至中局”，“阵前换帅”究竟会对SMG的改制前景带来多少变数和影响现在还很难评估。

　　传媒巨头的黎氏印记

　　 2002年，年仅33岁的黎瑞刚入主SMG担任总裁一职。同年，SMG启动集团化改革，尝试媒体产业运营。

　　 当时，黎瑞刚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战略目标，即从为播出而生产转变成为市场而生产；从一个地方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转变为一个面向国内乃至海外的内容提供商、发行商和服务运营商。

　　 在这一指导思路下，SMG开始启动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历程，在IPTV等新媒体领域迅速布局，同时成立第一财经等跨媒体平台，并进入到电视购物等新业态领域。

　　 据一位SMG的媒体同行评价，IPTV最能反映黎瑞刚的判断力，在其力推之下，SMG的百视通IPTV业务从零起步，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IPTV运营商，并成功实现借壳上市。

　　 2009年10月，SMG成为了全国第一家获得广电总局正式批准的推进制播分离改革的单位，形成了事业、企业“一体两翼”的运营格局。

　　 有资料显示，黎瑞刚当时将SMG一分为二，分拆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传媒集团。其中，上海广播电视台保留事业体制，负责频道频率管理、宣传内容编辑、播出管控、新闻节目制作等部分业务。东方传媒集团则是企业制，黎瑞刚将政策允许制播分离的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业务都“装”了进去。

　　 2010年SMG的经营收入达到113亿元，同比增长50.7%，比2002年集团化改革之初，收入增长了近6倍。

　　 “从黎瑞刚接手到离任，SMG的总营收翻了6倍，在经营层面算是贡献巨大。在海外合作方面也同样可圈可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朱春阳向本报记者表示。

　　继任者的猜想

　　 8月3日，记者登录SMG官网发现，该集团主要领导一栏中，总裁一职仍显示为黎瑞刚，而其他高层管理者也并未发生人事变动。

　　 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的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集团内早已知道黎总要离开的消息，现在应该是即将调离的阶段，上面还没有下正式的文函。目前谁是黎总的继任者还不清楚。”

　　 记者了解到，在7月22日召开的2011年上海广播电视台、SMG第三次办公会上，黎瑞刚向SMG集团内部发表了临别感言。

　　 “这次工作调动很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赛车手，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突然让我踩下刹车，一下子觉得反应不过来。”言语间，黎瑞刚表露出自己的不舍和感伤。

　　 SMG一位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黎瑞刚调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办公厅主任，应该是关系到明年上海市政府换届的一种考虑。市政府秘书长一般都是晋升副市长的主要候补人员，尽管黎瑞刚现在只是副秘书长，但仍可以确定此次调动他肯定算是升迁了。

　　 而在SMG新的人事安排上，黎瑞刚也并未过多透露：“我相信上级领导一定会很快安排好SMG新的领导班子。”

　　 不过，据SMG内部的一位人士称，黎瑞刚的继任者可能由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沛建暂代，而上海市高层可能还要再慢慢地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而另据业内传言，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集团原总编辑裘新可能是黎瑞刚的接替者。不过，截至发稿前，记者尚未能从相关渠道证实此消息。

　　改制前景生疑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对于国有属性的SMG而言，政府主导人事调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传媒业的特性却决定了掌门人的离任或将带来异常深远的影响。

　　 “在改制的操作方式上，可能一个领导一套思路，不同的主政者推进的方式和效率会有很大的不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朱春阳向记者表示。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向本报记者表示，黎瑞刚是SMG改制过程的核心人物，他的离开对SMG改制之路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SMG旗下卡通板块的炫动传播公司计划在今年完成上市，黎瑞刚的离职或对一系列业务的未来上市产生一定影响。

　　 朱春阳认为，上海的地区特点 就是“大政府”，SMG改制成功离不开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能和政府达成良好沟通的人，对改制是非常重要的，而黎瑞刚无疑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而黎瑞刚的继任者无疑也必须拥有这一能力。

　　 黎瑞刚在“临别感言”中提醒老部下要坚决抗拒惰性：“SMG走到今天花了十年时间，但如果SMG要重回老路，那是分分秒秒的事。”

　　 不过，朱春阳表示，国家广电总局已经明确了全国广电系统整体改制，分类改革的大方向，因此在总的思路上，谁来掌舵都不会变，因为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是确定的。